一、 藩镇割据的形成原因

唐初比较注重国计民生。高祖、太宗在位期间，有鉴于农民起义的教训，实行了一些改善农民生产条件和生活境遇的措施。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唐朝的社会经济空前繁荣。著名诗人杜甫也热情赞颂这一时期的景象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食；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忆昔》）在社会经济繁荣的这种形势下，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集团陶醉了：认为“承平日久”，不再重视立纲陈纪。

唐玄宗从此不再过问政事，只想安享逸乐，尤其是纳杨玉环为贵妃后，更是专以声色自娱。为了满足杨贵妃的奢欲，营建宫室，赏赐无度，耗费了大量的财物。史载唐玄宗“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

唐玄宗后期，相继掌握宰相实权的李林甫和杨国忠二人都是奸邪小人。李林甫忌贤妒能，他为了闭塞唐玄宗的视听，自专大权，召集谏官说：“今明主在，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之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杨国忠是杨贵妃的本家哥哥，除做宰相外，还兼领四十余职，整天发号施令，胡乱处理政事，因此，唐朝的政治更加昏暗。安史之乱后，唐中央政府权力下跌，政治更加残暴，统治者生活糜烂，官吏贪污成风，人民负担着繁重的徭役赋税，人民起义不断发生，中央政府难以维持对地方的有力统治，上层建筑摇摇欲坠。

经济上，公元七、八世纪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变化给我国封建社会带来了许多深刻的影响，并且使唐政府面临着日益加深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危机。

首先，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封建土地私有制显著地发展和加强了。开元、天宝以来，打破了封建以前的封建等级限制，皇室、贵族、官僚和富豪无视政府的均田法令，“比置庄田，恣行兼并”，均田令在八世纪中叶已完全失去了效力，地主土地私有制有了很大的发展。唐初的均田制关于土地买卖的规定是有限制的，中唐以后，土地买卖从有限制、不合法逐渐变为不受限制、合理合法，且受政府的保护。

土地买卖的发展，使土地所有权转移频繁，使得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空前发展。皇室、贵族官吏凭借政治特权，以借荒、置牧、包佃的名义占夺民田。封建商人和一般地主则更多地用买卖方式无限制的兼并土地，他们“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占有的土地多不胜数。这样，土地迅速地向不同身份的地主手里集中，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所有权较频繁的转移，使得官僚贵族占有大部分土地的同时，庶族地主也在急剧地扩展土地。

唐朝的藩镇镇帅中，有蕃将，也有汉将。这里的“蕃将”与唐初不同，唐初的蕃将如何史那大奈、契芘何力等人都是归附的少数民族贵族。而安史之乱前后的蕃将则是少数民族中的寒微部民或贱民，如哥舒翰、安禄山、史思明、田承嗣、李宝臣等。“汉将”也是出生寒微的军人如郭子仪、李晟等。镇帅如此，其部将也是基本如此。至于藩镇幕僚，则多属庶族士人，如安禄山的谋士严庄、高尚等。同时，各地藩镇与富商大贾结下千丝万缕的关系。藩镇是庶族地主势力发展的表现，各藩镇节度使为了保持和巩固本镇大土地所有者或大庄主的利益是藩镇出现的主要的经济原因。可见，均田制的破坏使得长期以来把持政局的门阀大族阶层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庶族地主成了封建社会后期的主要力量。这为藩镇割据创造了有利的经济条件。

其次，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形势下，租佃制发展了，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趋向松弛。唐代庄田发展的过程，就是土地兼并的过程，“百姓土地，多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造成了“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的局面。大批的均田农民成为流民，他们被迫向庄田主“赀其种食，赁其田庐，”而“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这种佃耕农民向庄主缴纳租赋，每亩少者五斗，多达一石。此外，他们还得为庄田主服各种杂役，进行无偿的劳动。但佃耕农民的超经济强制与均田制下的依附农民相比，显然有所削弱。此外，还有的农民佃耕于地主田庄，带有雇佣性质，是田庄中补充性的劳动人手。虽然这些人所得的报酬极为低微，但较之过去通过暴力、政治法律的强制手段，将农民固定于土地之上相比，人身依附关系显然趋向松弛，所以人民流离现象频繁，最终导致了府兵制的崩溃。

庄田经济的发展，使庶族地主的经济实力增强。大庄主拥有大量财富，并招收流亡的农民到其庄田内劳作，直接影响了唐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隋末农民起义摧毁了世家豪族的势力。到了唐代“关东魏齐著姓”，“皆论替”。“燕赵右姓多是衣冠之绪”。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势力不断对土地侵占，农民陆续逃亡，形成所谓“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每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使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事。”照旧名册去征收，所得的已“非当时之实”。这么一来，中央政府的税收相应减少。而不得不依靠地方。由是造成了地方势力的强大，各藩镇节度使独占本镇财赋“郡中官吏，皆自置制，户版不藉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结果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

在军事上，府兵制崩溃。唐朝前期赖以立国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和府兵制三大制度，其中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对政局的稳定至关重要。府兵制集中在首都周围，形成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态势，使地方不易造反；纳入府兵系统的均田农民农忙时务农，农闲练兵。遇有战事，中央派将领统府兵出战；战事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使将帅不易专兵。但到唐玄宗时期，由于土地兼并和人口的增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均田制的破坏使失去土地的农民无力再充当需要自备粮草装备的府兵。而且，这时候出现了严重的边疆问题：东北的奚族和契丹渐渐强大，经常对唐进行骚扰；西域的大食有东侵动向；南面的南诏数败唐军；西面崛起一个强大的土蕃，直接威胁长安的安全。所以，需要在边疆地区布置重兵。可是府兵制的破坏使各军府无兵可派，无奈之下，只好变府兵制为募兵制，招募职业兵戍边，以节度使统领。

当时应募的士兵多是小贩、无赖等亡命之徒，根本不接受军事训练，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归附唐政权的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唐政府开始大量任用少数民族人为边帅，率精兵守边防。当时承平日久，很多人以为内地可以取消兵备；朝廷还禁止民间收藏武器。京师等于无兵，猛将精兵都聚集在边镇上，内外失去平衡。当时全国有57万军队，其中有49万部署在边疆地区，为节度使所控制，中央直接掌握的兵力只有8万人左右，局势由原来的内重外轻变为外重内轻。

思想上，隋唐时代，佛教与道教都有所发展，特别是佛教更为兴盛。僧侣们占据了大量的土地，成为特权阶级。他们与人民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当时在哲学领域内，柳宗元，刘禹锡批判了韩愈认为的天是神，人不能改变自然的观点。无神论对有神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这一时期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

二、 藩镇割据的形成

（一）、唐玄宗后期，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与政治黑暗，促使军事武装力量日益废弛，边防问题日益严重。为了充实西北边防，唐政府在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0年）设置节度使，以掌握地方军政。开元以后，唐朝在沿边设有九个节度使。由于募兵制的实行，府兵不再番戍，边将得以专兵，从此节度使的势力日益扩大，“每以数州为镇，节度使即统此数州，州刺史尽为其所属”。节度使又多兼安察使、安抚使、度支使者，他们在地方不仅掌握军权，同时还掌握政治、经济大权，“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于是藩镇势力日强，中央势力衰微。

唐初本以文臣主边事，但李林甫、杨国忠执政后，改用蕃族寒人，提拔蕃将为节度使，边镇的军事不断增强。陇右节度使突厥人哥舒翰有兵达7万余人，胡人安禄山兼河东、范阳、平卢节度使，兵力达18万之多，竟掌握了全国兵力的三分之一，国土的五分之一。

天宝14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揭开了唐后期中央与地方割据势力斗争的序幕。天宝15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建立割据政权。接着攻入长安，唐玄宗奔蜀，肃宗在宁夏灵武继位。天宝16年，唐军收复长安。直到公元763年，史朝义自杀，8年的安史之乱才告结束，这成为唐由强转弱的起点。

（二）第一次割据

安史之乱把唐朝政治打的七零八落，为解困局，唐朝采取以方镇御方镇的方针。当时，安史余部还保持相当大的势力，唐政府于763年任命安史降将薛嵩、李宝臣、李怀仙、田承嗣等仍为节度使，造成事实上“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的局面。并且，在平叛过程中，设置在关中、江淮的藩镇还在保留。在“梁、徐、陈、汝、白马津、盟津、襄、邓、安、黄、寿春，皆戍重兵”。因此，“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形成了复杂的割据局面。势力最大的是河朔三镇：即成德、魏博、卢龙。

这些节度使为了维持割据，大肆扩军，并选精勇组成“牙兵”，牙兵多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十分骄横，对主子不如意者，他们竟能或杀或逐，另立新主，“变易主帅，如同儿戏’.所以，藩镇之乱，除了藩镇与中央的对抗外，还有藩镇内将校之间、将校与牙兵之间的相互厮杀。德宗与宪宗时发生了四镇之乱、淮西之乱，并被相继平息。平定淮西后，卢龙、成德、沧州等归附中央，淄青的李师道独力顽抗中央，但遭失败。从此陷于藩镇六十余年的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又归唐朝廷所辖。唐王朝得到暂时的统一，但藩镇的实权并没有多少根本的改变。割据的源头并没有消除，元和15年（公元820年），唐宪宗被宦官所杀，河朔三镇再叛，藩镇林立的局面此后一直延续到唐亡为止。

（三）、第三次割据

唐朝在黄巢起义的打击下，已是衰弱不堪，名存实亡。一些靠镇压农民起义军起家的军阀乘机扩充势力，割地称雄。唐末的皇帝成为各派政治势力争权的工具。当时“郡将自擅，常赋怠绝；藩镇废置，不自朝廷”;“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军阀经过互相厮杀，也只剩十几个了，其中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和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的势力最大。他们在军事上互相排挤，政治上又力图操纵中央政权，号令全国。而在中央政府内部，宦官和朝臣又分别勾结藩镇为外援，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十分激烈。公元907年，朱全忠终于篡唐自立，建立后梁，唐以290年而亡。

三、 藩镇割据的特点

割据的藩镇在本境内，召集党徒，练兵修城，自收租税，自定法令，自除文武官员，尽量保持独力的权力。“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其职位父子相袭，或为部下所袭。中央政府往往承认既成事实，不能稍作更改。藩镇“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他们拥兵自重，“自擅一藩，职贡不入，赏罚由己”，俨然成为一个个独力王国，不但不听命于朝廷，而且挟持朝廷为其所用，唐中央政府成各藩镇玩弄的工具。

在经济上，各藩镇成为地主利益的集中代表，他们“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多时献奉而已”，这直接危及中央的财政收入。尤其是河朔节度使，“户版不藉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而朝廷又对此毫无办法，于是“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四道数十州”，中央的各项支出只有靠这几个地方来维持了。

至唐末藩镇割据的后期，镇帅在全军中的地位日渐势微，部将反抗镇帅的事时有发生，镇帅由部众拥立屡见不鲜。因此镇帅不轻易相信部将，部将们对镇帅缺乏忠心。为收揽人心，镇帅们常把勇敢的部下收为养子，为其效力;或是放纵他们杀戮抢掠，这样，牙兵则“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视百姓稍不如意，则举族被诛”。

四、 藩镇割据的影响

安史之乱后，曾经文化发达的黄河流域变得满目疮痍，人口锐减，火烟断绝，千里萧条。以前，唐朝“军国大计，仰于江淮”。藩镇割据使唐王朝直接管辖的土地大为减少。据元和三年（公元807年）宰相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统计，山东、河北、河南的十五道七十一州之地，长期沦于藩镇，全国三分之二的人口，二分之一的仓储谷物，为藩镇所霸占。唐政府每年的财政来源，仅靠浙江、宣州、歙州、淮南、江西、鄂州、岳州、福建、湖南等八道49州的赋税，入不敷出。唐末蔡州节度使秦完权每次出兵时不先转粮，而用车载穷人尸体以充军粮，其士兵“所至屠老孺，焚其庐，城府穷为荆棘”，以至西起关中，东至青齐，南及荆、郢，北亘卫、滑，人烟稀少。

这种情况下，兵燹所及，“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中原地区“赤地千里，僵尸蔽地，哀鸿遍野”，就连洛阳周围也是“县邑荒废，悉为榛莽，白骨蔽野，洛城之中，悉遭焚毁”，“城邑残破，户不满伯”.江淮地区，有高骈的部下互相厮杀；毕师铎、秦彦、和杨行密等人的连年战争，此时也“鞠为荒榛”，遭受了空前的浩劫。朱全忠与李克用父子征战时，朱军曾先后三次掘开黄河大堤，损失不可胜数。

此外，为防止士兵逃亡，朱全忠首创对士兵“纹面刺字”，其他军阀群起仿效。幽州的刘仁恭征境内十五至七十岁的人二十万，命“自备兵粮从军”，脸刺“定霸都”三字。藩镇割据造成各种危机，“中原鼎沸，衣冠南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百曹荒废。中间畿内，不满千户。”客观上，这也为南方文化、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因此到南宋时南方经济就已经超过了北方。

藩镇割据打破了大一统局面，冲击了儒家独尊至上的地位。当时“礼崩乐坏”，封建伦理纲常被重重地摔在地上。以前“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如今庶人不但干预朝政，甚至贵为天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准则被摧毁，礼乐征伐不再“自天子出”，成为“天子宁有种耶，当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混乱局面。

总之，藩镇割据是在均田制、府兵制破坏，庄园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是节度使为维持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出现的政治态势。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又一次由统一走向分裂，由强盛走向衰落。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一些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亲历了中国的改朝换代，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就曾写下了记载明亡清兴的历史著作《鞑靼战纪》，被认为是研究那段历史的珍贵资料。与此同时，中国人在这一时期也首次来到了欧洲，1645年赴欧洲学习的郑维信(西方人称他为郑玛诺)是有确切史料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位赴欧中国人。除此之外从1645年到1722年，还有3位到过欧洲的中国人最为著名，他们就是南明“外交官”陈安德、欧洲各国的上宾沈福宗和路易十四的中国翻译黄嘉略。

陈安德——南明派往欧洲的“外交官”

1649年，南明永历皇帝在清军向西南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定派使节向罗马教皇求援，西洋在华传教士卜弥格被委派为全权特使。为了使欧洲更为直观地了解南明朝廷，司礼太临庞无寿特命年轻官员陈安德携带永历阜帝的亲笔信函与卜弥格同行，陈安德遂成为第一个赴欧洲的“中国外交官”。

历尽千难万险，他们于1652年12月来到了威尼斯。起先，威尼斯共和国总督弗朗西斯科·莫林拒绝接见“南明使臣”，他想在中国明清交战双方间保持中立。卜弥格设法求法国大使帮忙，终于得以见面，卜弥格和陈安德就将信件递交给了弗朗西斯科·莫林。然而，法国人的介入却使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世产生了反感，而新当选的耶稣会总长古斯维斯·尼克尔又认为接受“南明使臣”的要求将会危及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这使得卜弥格和陈安德在意大利一等就是3年。期间，罗马教廷3次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对“南明使臣”。

1655年12月，对卜弥格和陈安德持消极态度的英诺森十世去世，新任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终于接见了卜弥格和陈安德。亚历山大七世虽然同情南明朝廷和永历皇帝的艰难处境，但他提供不了实际帮助，只写了封回信让“南明使臣”带回中同，在信中他祈祷南明能渡过难关。教皇的同信使卜弥格和陈安德在欧洲有了活动空间，他们来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觐见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约翰四世答应给予南明政府军事援助。

1656年3月，卜弥格和陈安德踏上了回程。当他们到印度果阿时，知道了南明永历政权已岌岌可危。虽然约翰四世三令五申不得为难“南明使臣”，但葡萄牙殖民当局还是不允许他们前往澳门，葡萄牙殖民者此举是为了确保与清政府的贸易不受影响。卜弥格和陈安德再度不顾葡萄牙殖民者的禁令，从陆路抵达暹罗(今泰国)首都大城府。在那里，他们从海盗手里雇用了一艘船前往现今的越南北部，此时已是1658年初。他们徘徊于中国边境，卜弥格于1659年去世，陈安德将其安葬后独自一人带着几封重要的外交信函返回云南向永历皇帝复命。

永历皇帝最终没有盼来欧洲的援助，1662年他被吴三桂俘获并被处死，而中国第一位“外交官”陈安德1659年后在历史上也不见了记录，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17世纪80年代，一名中国旅行者轰动欧洲

300多年前的清朝初年，由于交通条件和其他诸多因素的限制，能到达欧洲的中国人寥寥无几。然而，却有这么一位中国旅行者，他不仅周游了欧洲列国，还受到了英、法两国国王以及罗马教皇等的亲自接见，并被奉为上宾，轰动了整个欧洲。这个人就是沈福宗。

沈福宗出生于南京，早年曾随传教士学习过拉丁文。1681年，在华的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准备回欧洲述职时，沈福宗接受其邀请一同前往。1684年夏天，他们抵达了法国巴黎。当时巴黎是欧洲文化的中心，一时间沈福宗成了巴黎的焦点人物，法国人纷纷谈论他的衣着打扮和言谈举止。中国人的到来很快就传到了被称为“太阳王”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耳里。

9月，路易十四特地邀请沈福宗等人到凡尔赛宫做客。晚宴上，沈福宗表演了汉字书法。路易十四对汉字的深奥感慨颇深，不久巴黎即有报道称“中文大约有八千多字，同一音有不同的声调，而同一音又有数十种不同意思，需要学习三寸年才能熟练使用，由此可见中国人记忆力之强和想像力之丰富”。沈福宗还将孔子、康熙皇帝等人的画像展示给了法国君臣，加深法国人对这些栩栩如生的中国著名人物的印象。为了表示对中国客人的敬意，路易十四命令打开新建成的凡尔赛宫花园中的所有喷泉，让沈福宗尽情欣赏。

沈福宗在巴黎逗留一个多月后，便随柏应理前往罗马办理教廷事务，教皇英诺森十一世亲自接见了他们，并听取了他们对在中国传教的意见。沈福宗在罗马生活了一年多，随后又辗转比利时，于1687年3月到达了英国。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获悉沈福宗抵英后，派著名画家戈弗雷·奈勒爵士专程为沈福宗画了一幅全身肖像画。不久，詹姆斯二世把沈福宗召到了牛津行宫，希望他能在英国旅行期间帮助编撰牛津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沈福宗接受了这项任务。

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沈福宗认识了图书馆负责人、英国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他们两人曾多次进行研讨，沈福宗回答了海德诸多有关中国的学术问题。为了表示尊敬，沈福宗称海德为“德老爷”，海德则呼沈福宗为“最尊敬的朋友”。现今保存于大英图书馆的沈福宗与海德之间来往书信和谈话记录显示，海德曾告诉沈福宗，他想创建一种全欧洲都可以使用的汉字注音体系，沈福宗将中国的辞书《海篇》和《字汇》介绍于他，不仅如此，他们之间的交流连中国象棋和围棋的下法以及两种中国游戏“升官图”和“杨六四捍”的游戏规则(这两种游戏在今天的中国已几乎绝迹)也均有涉及。后来海德出版的一些著作，如《中国度量衡考》和《东方游艺》，可谓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

几个月后，海德在觐见英国国王时，直言沈福宗在编撰牛津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上出力甚多，并说自己从沈福宗身上学到了很多有关中国的知识。詹姆斯二世由此衷心喜欢上了这个懂礼节、有修养并且知识丰富的中国人，他多次邀请沈福宗到英国宫廷做客，给予他极高的礼遇。

1688年，沈福宗告别英国，开始了他的葡萄牙之行。对于葡萄牙这个国家，沈福宗并不陌生，在澳门他就见到过许多葡萄牙人，也听过一些关于葡萄牙的事情。但到里斯本后，他终于明白了领土面积和人口还不及中国一个省的葡萄牙为何能割据中国澳门。此时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对海权的漠视已使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

17世纪往返欧洲旅程中的风险和颠簸非现今时代所能想像，欧洲之行拓展了沈福宗的视野，但他为此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691年沈福宗在回国途经莫桑比克附近时去世。第二年，将沈福宗带至欧洲的柏应理在乘船途经印度果阿附近海域时遭遇风浪，在船倾斜过程中，柏应理被落下的重物击中头部身亡。

路易十四曾有个中国翻译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人称“太阳王”，他在位时间长达72年之久。一方面他实行君主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又大力扩展法国的影响，使巴黎成为欧洲的文化中心。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身边竟还有一名来自中国的翻译——黄嘉略。

根据法国文献资料记载，路易十四的中国翻译名为Arcade Hoang，黄嘉略是他的中文译名。有学者考证，他中文原名应是黄日升，但由于长期以来学术论著中均称其为黄嘉略，故而黄嘉略这个名字得到了国内外相关学者的一致认同。

1679年，黄嘉略出生在中国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的一个天主教家庭，自幼便受洗入教，学习拉丁文。但另一方面他也受到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701年，黄嘉略在外游历时巧遇法国传教士梁弘仁，梁弘仁正准备前往罗马教廷就“中国礼仪之争”表达在华传教士的意见，他问黄嘉略是否愿意作为其秘书一同前往欧洲时，黄嘉略欣然答应。1702年2月，梁弘仁和黄嘉略从厦门起航，经过8个月的海上颠簸后，到达了法国首都巴黎，随即他俩便赴罗马办理教廷事务。

在罗马，黄嘉略陪同梁弘仁就“中国礼仪之争”进行多次辩论，历时3年才完成任务。1706年，梁弘仁和黄嘉略返同巴黎，等待教廷公布“中国礼仪之争”的晟后裁决。法国王家学术总监让·保罗·比尼昂获悉黄嘉略滞留巴黎后，就设法将黄嘉略推荐给了路易十四，不久黄嘉略便被正式任命为法国国王的中文翻译，负责为路易十四翻译中文文件，并协助管理王家图书馆的中文书籍。为了使黄嘉略安心留在法国，比尼昂还特意给他安排了一门婚事。1713年4月，黄嘉略在巴黎和一法国女子雷尼埃成婚。

路易十四交给黄嘉略的主要任务是编写《汉法辞典》和《汉语语法》，为了便于黄嘉略工作，比尼昂找来了东方学家埃狄纳·傅尔蒙和著名学者尼古拉斯·弗雷莱同他合作。在他们的协助下，黄嘉略完成了《汉语语法》编撰工作。现保存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和巴黎天文台图书馆的《汉语语法》，除了汉语口语语法外，还附有关于中国的各种知识，显然这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而《汉法辞典》则由于黄嘉略的过早离世而未能全部完成，在巴黎国立图书馆东：疗部的1140页遗稿中，人们可以从中看到黄嘉略和弗雷莱等人合作的丰硕成果，书稿的每一部分都考虑到了欧洲读者的实际需要。除了路易十四布置的工作外，黄嘉略还准备将中国明代小说《玉娇梨》翻译成法文，但当他翻译到第3章时，弗雷莱觉得《玉娇梨》不大符合法国人的阅读习惯，就建议黄嘉略停止了这部著作的翻译，故而黄嘉略留给后人的法文版《玉娇梨》只有3章。

傅尔蒙和弗雷莱在与黄嘉略的合作交流中，逐渐成长为驰名欧洲的汉学家。黄嘉略还与众多法同学者进行了文化上的交流和探讨，连18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被人称为“中国通”的孟德斯鸠也曾多次上门拜访他。从黄嘉略身上，年轻的需德斯鸠进一步产生了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据研究，孟德斯鸠后来写成的《波斯人信札》一书的主人公郁斯贝克的原型就是黄嘉略。

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译这个头衔听起来颇为显赫，其实在18世纪初，法国国王并没有很多中文文件要黄嘉略翻译。除了编撰两部书之外，路易十四也没有给过黄嘉略多少工作，所以黄嘉略的薪水不高，可以说他是生活在贫困之中。1715年3月，黄嘉略的妻子雷尼埃产下一女婴后于不久去世，黄嘉略独自承担起了抚养幼女的责任。他一度曾想回国，但获悉中国康熙皇帝和罗马教会关系紧张后，他不得不打消了这一念头。

1716年，年仅37岁的黄嘉略在巴黎因病辞世，但他为中西方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永世难以磨灭。

在经历了４年之久的惨烈战争后，人们盼望着和平宁静的生活。然而就在此刻，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使得一次大战的死亡幽灵相形见绌。这场在很多历史书中只是一则小小脚注的灾难，就是所谓的“西班牙流感”。

最危险的感冒

“西班牙流感”也被称作“西班牙女士”，不过它却有些名不符实。首先，它似乎并不是从西班牙起源的。其次，这场流感绝对没有它的名称那样温柔。

现有的医学资料表明，“西班牙流感”最早出现在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军营。１９１８年３月１１日午餐前，这个军营的一位士兵感到发烧、嗓子疼和头疼，就去部队的医院看病，医生认为他患了普通的感冒。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出人意料：到了中午，１００多名士兵都出现了相似的症状。几天之后，这个军营里已经有了５００名以上的“感冒”病人。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美国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这种“感冒”的踪影。这一阶段美国的流感疫情似乎不那么严重，与往年相比，这次流感造成的死亡率高不了多少。在一场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军方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次流感的暴发———尽管它几乎传遍了整个美国的军营。

随后，流感传到了西班牙，总共造成８００万西班牙人死亡，这次流感也就得名“西班牙流感”。

９月，流感出现在波士顿，这是“西班牙流感”最严重的一个阶段的开始。１０月，美国国内流感的死亡率达到了创纪录的５％。战争中军队大规模的调动为流感的传播火上浇油。有人怀疑这场疾病是德国人的细菌战，或者是芥子气引起的。

这次流感呈现出了一个相当奇怪的特征。以往的流感总是容易杀死年老体衰的人和儿童，这次的死亡曲线却呈现出一种“Ｗ”形———２０岁到４０岁的青壮年人也成为了死神追逐的对象。到了来年的２月份，“西班牙流感”迎来了它相对温和的第三阶段。

数月后，“西班牙流感”在地球上销声匿迹了。不过，它给人类带来的损失却是难以估量的。科学家估计，大约有２０００万到４０００万人在流感灾难中丧生。相比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１０００万人死亡只有它的１／２到１／４。据估计，在这场流感之后，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下降了１０年。

缉拿凶手

尽管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或者早已忘记１９１８年的“西班牙流感”，科学家却一直保持着警惕。弄清８０多年前的那场灾难的原因有助于防止悲剧的重演。

寻找将近一个世纪之前的疾病的病因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直到上世纪３０年代，人类才分离出流感病毒。５０年代，美国曾经组织了考察队赶赴阿拉斯加挖掘死于１９１８年“西班牙流感”的病人的尸体，期望得到可供研究的病原体。很遗憾，那些埋葬在永久冻土带的尸体因为解冻腐烂而失去了研究价值。

直到１９９７年，美国军事病理研究所的病理学家陶本伯杰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才第一次找到造成“西班牙流感”的感冒病毒ＲＮＡ片断。

陶本伯杰所在的研究所保留了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病人的组织样本，包括一些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西班牙流感”病人的肺组织。在２８份当年的样本中，只有一位２１岁士兵的肺部样本完全符合当时“西班牙流感”的状况。

ＲＮＡ比ＤＮＡ更容易分解，但是陶本伯杰发现的ＲＮＡ片断已经能够提供一些“西班牙流感”病毒的线索了。这些ＲＮＡ片断分属５个不同的基因，通过比较，陶本伯杰发现造成“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的病毒与猪流感有相似之处，如果把它归类，那么它应该是Ｈ１Ｎ１型的。此前的理论认为，造成１９１８年流感大流行的病原体，可能是一种禽流感。

２００１年，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吉布斯在陶本伯杰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现：１９１８年流感病毒基因的前部和后部是人类流感病毒的编码，而在基因的中段则是猪流感病毒的编码。所以，他认为造成１９１８年全球流感大流行的原因，就是猪流感病毒的一段编码“跳”到了人类流感病毒的ＲＮＡ中。

然而，也有一些科学家认为吉布斯的证据不够充分，他们还在继续追踪“西班牙流感”。用陶本伯杰的话说，８０多年前这个恶贯满盈的凶手，还从未接受正义的审判。

嫪毐之乱平定以后，嫪毐及一大批高官被处死，吕不韦免相自杀，帝太后失势，丧失对于秦王嬴政和秦国政局的影响力，赵系外戚势力彻底地崩溃，秦国的政坛将大规模地洗牌重组。在这种形势下，由于赵系外戚的崩溃而留下的政治权力的巨大真空，必定要有新的政治势力和新的政治人物来填补。然而，奇怪的是，对于秦国历史上这桩大事，史书上完全没有提及。不但没有提及，反而留下了一个更大的漏洞：吕不韦免相以后，新任的丞相是谁？没有消息。不仅如此，从吕不韦免相以后一直到秦统一天下，秦国的丞相又是谁？也没有下落。

吕不韦免相，在秦王政十年，秦统一天下，在秦王政二十六年，其间整整十六年。这十六年，正是秦始皇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逐一消灭六国的时间段，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变动最为剧烈的时间段，恰恰在这段时间里，秦国政府的总理大臣--丞相的下落不明，不能不说是有些蹊跷，也不能不说又是一件难解的历史疑案。

为了破解这桩疑案，我们必须再一次回到嫪毐之乱。嫪毐作乱被察觉后，秦王下令镇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这道命令，被称为“攻毐令”。接受“攻毐令”的三位大臣是：相国吕不韦、昌平君和昌文君。

秦始皇的秘密在这三位大臣中，吕不韦是从秦昭王时代就活跃于商界政坛的著名人物。嫪毐之乱时，他身任相国，是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下令由他来主持平叛是当然的事情。然而，我们已经讲过，吕不韦是由商人转型的政治家，长于算计和谋略，他也是文化事业的倡导和推进者，曾经广召各国人才，主持编修《吕氏春秋》。不过，吕不韦缺少军事经验，没有真正带兵打过仗，他一生中唯一参加过的一次准军事行动，是庄襄王元年主持秦灭东周君的事情。当时的东周君，是一个毫无军事力量可言的小城君主。秦灭东周君，仅仅是一次基于军事压力的外交行动而已。所以我们说，嫪毐之乱爆发后，吕不韦只是诏令下达形式上的受命人之一，真正领兵前往咸阳实施平叛的人物，应当是昌平君和昌文君。

由“攻毐令”的排名来看，昌平君和昌文君应当是地位仅次于吕不韦，居于秦国政权中枢的重量级大臣，他们是忠诚地站在秦王嬴政一边，全力辅佐嬴政亲政的权势人物。昌平君和昌文君是封号，他们是拥有封号和领地的大人物，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拥有昌平君和昌文君封号的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究竟是什么人，他们姓什名谁，担当什么官职，为什么会在紧急情况下临危受命，主持如此重大的行动？所有这一切，《史记》中都没有明确的交代，这就不能不说是有些奇怪了。

对于这件奇怪的事情，我们只能解释为秦国政府的记载曾经有所隐瞒和删改，到了司马迁编写《史记》的时候，他也搞不清楚了。正是因为如此，昌平君和昌文君这两位与吕不韦齐名、在平定嫪毐之乱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重量级大臣，就成了身世不明的神秘人物。

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在司马贞《史记索隐》中找到了有关昌平君身世的线索。《索隐》说：“昌平君，楚之公子”，“史失其名”。

《索隐》的这个材料，是从司马贞所见到的古史当中引用的，这部古史今天已经佚失，其中保存的一些古代史材料，司马迁也没有见到过，非常珍贵。《索隐》的上述材料告诉我们，昌平君是楚国的公子，史书上失载了他的姓名。这一句话，也许就是破解昌平君身世之谜的关键。

不过，《索隐》所提供的线索，过于简单，一位楚国的公子，为什么会出现在秦国政权的中枢，他又为什么会在秦王嬴政面临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危机的时候，出面平叛，化解危机，扶持嬴政顺利亲政？这一切，都增加了昌平君这位历史人物的神秘感。他究竟是谁呢？

由于在秦国的有关记载中找不到更多的材料，我们只能根据他是“楚之公子”这条线索，暂时离开秦国，到楚国的历史中去寻找可能的踪影。

2、又一桩质子事件

嫪毐之乱这一年，以公历计数，是前238年；以秦国的年历计数，是秦王政九年；以楚国的年历计数，是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就在这一年，楚国的历史上也有大事发生：第四十一代楚王考烈王熊元(元，又作完，金文作肯)死去，儿子熊悍即位，成为第四十二代楚王，史称楚幽王。楚幽王年幼，为了争夺辅政权，幽王的舅舅李园杀死了多年执掌楚国国政的权臣、楚国令尹春申君黄歇，开始主导楚国国政。

楚考烈王多子，其中有四个儿子在史书上有记载，他们是熊悍、熊犹、负刍和昌平君。这个重要的信息，也是《史记索隐》提供给我们的。在《索隐》为《春申君列传》作的注解中，有一条材料如下：

楚悍有母弟犹，犹有庶兄负刍及昌平君。

这条材料中的悍，是熊悍的名字。犹，是熊犹的名字，他是熊悍的同母弟。负刍，与昌平君，都是熊犹的庶兄。这条史料非常宝贵，是我们现在所知的有关昌平君的父亲兄弟等家世情况的唯一材料。根据这条材料，再结合《史记•楚世家》的材料，我们将考烈王前后的王位继承关系列表如下：

楚国后期王位继承关系

熊横(顷襄王40代)(前298-前263年)

︳

熊元(考烈王41代)(前262-前238年)

︳

熊悍(幽王42代)(45代)(前237-前228年)--熊犹(哀王43代)(2月)--负刍(44代)(前227-前224年)--昌平君(前223年)

上面表中，顷襄王熊横是考烈王熊元的父亲。熊悍、熊犹、负刍和昌平君是熊元的儿子。其中，熊悍和熊犹，是王后李园妹所生，分别做了第四十二代和第四十三代楚王。第四十四代楚王负刍的母亲是谁，不清楚。他在熊犹即位两个月后，发动政变，杀死熊犹，夺取政权，做了四年楚王。

至于昌平君，他的母亲是谁，也不清楚。更奇怪的是，考烈王二十五年(也就是秦王政九年)，当他的父亲去世，他的嫡兄弟熊悍即位，春申君被李园兄妹杀害，楚国政局发生大变动的时候，他不在楚国，而是在秦国的政权中枢，为秦王嬴政的亲政而浴血奋战，成为拥戴嬴政的第一功臣。这不能不说是很异常的事情。异常的事情，一定有非同寻常的理由。那么，这个非同寻常的理由是什么呢？为了解答这个疑问，我们不得不追究到他的出生，一直要追究到他的父亲考烈王熊元的年轻时代。

公元前272年，也就是昌平君平定嫪毐之乱的三十四年前，这一年，以秦国的历法纪年，是秦昭王三十五年，以楚国的历法纪年，是楚顷襄王二十七年，秦国与楚国和好，身为楚国王太子的熊元到秦国做人质。熊元入秦，一住就是十年。按照战国时代质子在外国的一般做法，他们往往在当地娶妻生子，这种情况，类似秦始皇的父亲子异在赵国做人质时娶赵姬生嬴政一样。而昌平君，或许还有昌文君，可能就是熊元在秦国娶秦妻所生的儿子。

熊元在秦国做人质时，控制秦国政权的是楚国王系出身的宣太后及其楚系外戚集团。秦昭王是宣太后的长子，他有一半楚系的血统，他的正妻也是从楚国迎娶的。以两国间关系而论，当时，楚国是秦国最重要的盟国，又是宣太后的母国，熊元是楚国的太子，他在秦国娶妻，是有关秦楚两国关系的大事，妻家不但应当同他的地位相当，也应当同秦国王室关系密切。从历史上的情况来看，秦昭王当时大约五十四岁，多子女，熊元在咸阳娶秦昭王之女为妻最符合各方面的利益，也最合情理。在没有更为有力的说法的情况下，我们不妨根据这个推测，由母系入手，将昌平君与秦国王室、与秦始皇的关系做一个清理。这个清理的结果如下：

秦始皇与昌平君关系表

秦惠王+宣太后(楚)

︳

秦昭王＋楚夫人＋唐八子楚顷襄王＋□夫人

︳︳

安国君＋华阳夫人(楚)＋夏姬熊元＋秦昭王女?

︳︳？

子异＋赵姬      昌平君

︳

嬴政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大体的关系，昌平君可能是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王的外孙，秦始皇的祖父安国君(孝文王)的外甥，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子异的表兄弟，秦王嬴政的表叔。如果是这样的话，昌平君是横跨秦楚两国王室间的人物。以楚国的王系而论，他是楚国的王子，有王位继承权；以秦国的后宫关系而论，他属于宣太后以来一直掌控秦国政权的楚系外戚集团，也是天生的权贵。

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既有资格在楚国的政权中枢活动，也有资格在秦国的政权中枢活动。至于他为什么没有随同父亲回到楚国去，而是留在秦国，后来长期在秦国政权的中枢活动，成为秦国政坛上非同寻常的政要，这是又有别的原因，又有别的故事了。

3被抛弃的母子

公元前263年，也就是秦昭王四十四年，楚顷襄王三十六年，熊元的父亲，第四十代楚王顷襄王熊横年老病重，可能不起。已经在咸阳做了十年人质的太子熊元得到消息，急于马上回到楚国，看望父亲，处理可能出现不测的后事。然而，他的岳父秦昭王却不愿意马上放他回去。理由嘛，简单明了。秦昭王想借势拿一把，以放熊元回国为条件，要挟楚国获得实际利益。

熊元到秦国做人质，有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以王太子傅的身份一直伴随着他，成为他最信赖的亲信，这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春申君黄歇。熊元与春申君彻夜商量对策，务求早早归国。当时，秦国的丞相是应侯范睢，深得秦昭王的信任，不但与春申君关系良好，也与熊元关系亲密。于是春申君找到范睢，直接商谈让熊元归国的事情。

谈话中，春申君说：“请问相国是否真的善待我家太子？”范睢回答：“当然如此。”春申君接着说道：“如今楚王恐怕一病不起，秦国不如送太子回国。太子回国后如果被立为王，一定会厚重地善事秦国，也一定会无量地感德相国，如此一来，秦国可以说是得到友好之国楚国的亲近，相国则可以说是在楚国储存了万乘之邦的力量。如果不放太子回去，太子留在秦国，终究不过是咸阳城内一布衣而已。太子不得归，楚国不得不另立太子，心生怨恨必然不会善事秦国。如此一来，不但秦国会失去与友好之国的亲近，相国也将断绝与万乘之邦的协和，这不是贤明的做法，希望相国深思熟虑。”

范睢是出身于魏国的游士，思路敏捷，精明于国事己事的利害。一番话下来，他当即明白，请春申君不用多说了，立即面见秦昭王，将留送熊元的利弊一一呈明，请秦昭王重新计量。秦昭王考虑后说：“让太子傅黄歇先回去看望楚王的病情，回来以后再作商量。”

秦昭王的态度有所软化，但仍然不愿痛痛快快地放熊元归国。春申君是足智多谋的人，他为熊元出主意说：“秦国之所以扣留太子，无非是想从楚国得到好处而已。如今太子尚没有力量满足秦国求利的欲望，在下甚为忧虑。如今的楚国朝中，阳文君的两个儿子都在，如果楚王一旦有不测，太子又不在的话，他们一定会被立为继承人，太子也就不可能即位奉祀宗庙了。以臣下之计，滞留不如亡归，请太子与回国的使者一道，乔装归去，臣下留在这里应对，大不了一死而已。”

于是熊元变更容貌服装，扮作归国使团的车马驭手，一行人马急急奔武关而去。春申君留在熊元的邸宅，假装太子，称病不出。估计太子已经远去而无法追及以后，春申君才到秦宫求见秦昭王，呈明事情原委，说明熊元已经归去，他表示说：“臣下(黄)歇大罪当死，请求赐死而无怨言。”秦昭王大怒，准备让春申君自杀。应侯范睢劝谏秦昭王说：“黄歇身为人臣，为主公挺身而出，不惜一死，深得主仆之义，太子如果被立为楚王，必定会重用黄歇，与其听其自杀，不如无罪释放他回国，以此显示秦国对于楚国的亲情和厚道。”秦昭王勉强息怒，同意放春申君归国。

春申君回到楚国继续跟从太子熊元。三个月后，顷襄王去世，熊元如愿继承了王位，是为考烈王。正如范睢所预计的，黄歇被任命为令尹，也就是楚国的丞相，授予最高的爵位，封为春申君，执掌楚国的国政。

熊元即位以后，昌平君以及他的母亲等人是否回到了楚国，史书上没有记载。从二十五年后昌平君在嫪毐之乱中出现于秦国政坛中枢的事情来看，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后来回到了楚国，过了一段时间又回来了；二是他们一直没有回楚国去，从此留在了秦国。从当时的种种情况来看，昌平君在秦国更有发展前途，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两个理由。

战国以来，秦国不断地扩张发展，吸引更大地区的更多人材加入秦国的体制中来，是秦国的基本国策。由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可以了解到，秦国法律明确规定，秦国女性与外国男性间所生的子女，其法律地位是秦国人。昌平君生在秦国，虽然他的父亲是楚国人，但是，由于他的母亲是秦国人，他在秦国的生活和活动，等同于秦人，不太会有差别和异样感，这是他以及与他类似的人之所以愿意留在秦国发展的理由之一。更何况，他的母亲不是一般的秦人，而是秦国的王女，他是地道的秦国王室宗亲。

昌平君之所以留在秦国并且能够活跃于秦国政坛中心，还有另一个因素，就是因为他的楚国父系出身，使他天生与以华阳夫人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关系亲密，有共同的归属感和利害关系。

我们已经谈到过，华阳夫人是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的侄孙女，他的祖父是宣太后的弟弟华阳君，多次出任秦国丞相的权臣。秦始皇的祖父安国君被立为太子以前娶华阳夫人为正妻，是出于宣太后的意愿。安国君之所以能够被立为太子，正是因为娶了华阳夫人的关系。这一切，都是以宣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的精心安排。宣太后去世以后，楚系外戚集团的中心转移到华阳夫人身上，她不久将成为王后，安国君的继承人的选取，也将取决于她。当时，秦始皇的父亲子异正在赵国首都邯郸做人质，吕不韦为他争取安国君继承人的资格，走的就是华阳夫人的门路。

华阳夫人出身于楚国的王族，她与昌平君的父亲熊元应当是亲属。华阳夫人的丈夫是王太子安国君，昌平君的母亲是安国君的姊妹，华阳夫人就是昌平君的舅母，昌平君是华阳夫人侄子。换句话说，不管从父系还是从母系来看，昌平君都是华阳夫人的亲属，可谓是亲而又亲。完全可以想像，十年的秦国生活，楚太子熊元一家与秦太子安国君一家，在亲缘和政治关系的双重撮合下，当然是关系亲密。熊元逃亡归国，昌平君留在秦国，没有子女的华阳夫人视他如同自己的儿子，也应当在情理当中。

古代的外戚姻亲政治，有两条基本的原则：其一是确保王位继承人出自本家；其二是由本家推出辅政当权的亲属。这两条基本原则，宛若人的两条腿，车的两个轮子，一个都缺不得。华阳太后接受吕不韦的斡旋，收子异为养子，确定他为王太子继承人，是实现了第一条原则，事情成了一半。至于另一条原则的实现，事情另一半的成就，从以后的历史上来看，应当就是华阳夫人任用昌平君，由他代表楚系外戚集团出头露面，辅政执政了。那么，昌平君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秦国政坛之上的呢？

4历史学的探洞调查

昌平君何时开始进入秦国政坛，史书失载。请注意我的用语，“失载”。“失载”，失去记载，本来历史上有其事，应当记载而没有记载。之所以失载往往是有原因的，我们将来会一步步谈到。面对失载，有的史家慎重其事，沉默不语，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宁信其无。我持有另外一种看法，面对失载，宁信其有，没有直接的史料，可以利用间接的史料作合理的推测，积极树立可以作为参照物的标杆，留待将来证明或者证伪。

在考古学上，有一个常用的方法，叫作钻探调查。面对情况不明的古墓，选定多个方位就地打洞取样，由此推断古墓的内藏。借助于这种方法的提示，我们不妨尝试在历史学中建立一种选年联事的方法，以此来对昌平君作历史学的钻探调查。

秦王政九年嫪毐之乱爆发时，昌平君突然驰骋于秦国政坛的中枢。这件事，就昌平君个人的经历来说，无疑只是冰山露出了一角，久远的根基都在水面之下。用实地考古来比况的话，这件事宛若地面上可见的封土，丰富的内藏都在地下。这时候，为了搞清地下情况的大概，考古学家以封土为中心，每隔一定距离打一个洞，从地下取出样品，再由这些样品来窥探地下的真相。

向考古学家学习，我们以秦王政九年为中心，由此往前逆推，选定几个重要的时点，以这几个时点作为探洞，深入考察在这几个时点上，昌平君的情况如何。因为是探洞调查，所以我们的目的集中于窥探在这几个时点上昌平君与当时秦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之间，可能会有什么关系，他的人生可能会出现什么变动。

我们来试试看：

第一探洞，秦昭王三十五年楚顷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72年)。

这一年，楚太子熊元到秦国做人质，不久娶妻生下昌平君。昌平君的生年，可以这一年为底线，大致定在下一年，即秦昭王三十六年。当时，秦始皇的父亲子异大概是十一岁，生活在咸阳，昌平君与子异之间的年龄差，大约在十岁左右。

第二探洞，秦昭王四十二年楚顷襄王三十四年(前265年)。

这一年，昌平君七岁，生活在咸阳。子异十七岁，离开咸阳到赵国首都邯郸做质子。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昌平君的母亲是秦昭王的女儿，昌平君是子异的表弟，他们都是秦国的王室宗亲，是同一社交圈子里的人物。他们家庭间的面识交往，在咸阳有七年之久的可能。

第三探洞，秦昭王四十五年楚考烈王元年(前262年)。

前一年，熊元亡归楚国，今年即位。昌平君约十岁，留在了秦国。子异二十岁，在邯郸做人质，结识了吕不韦，开始了投靠华阳夫人的计划。

第四探洞，秦昭王五十年楚考烈王六年(前257年)。

子异与吕不韦由邯郸脱逃，回到咸阳，穿着楚服见了华阳夫人，正式做了王太子继承人。当时，子异二十五岁，昌平君约十五岁。由于子异已经成为华阳夫人的养子，与楚系外戚集团结成政治联盟，他与昌平君之间有了直接往来的可能，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谓是亲上加亲，利害一致。此时的嬴政三岁，与母亲一道留在邯郸。

第五探洞，秦昭王五十六年楚考烈王十二年(公元前251年)。

嬴政与母亲一道自邯郸回到咸阳。当时，子异三十一岁，昌平君二十一岁，嬴政九岁。从这一年开始，昌平君与表侄嬴政有了直接交往的可能。

第六探洞，秦庄襄王元年楚考烈王十四年(前249年)。

子异即位，是为庄襄王。这一年，子异三十三岁，任命吕不韦为相国。同时，华阳夫人被尊为太后，楚系外戚集团再次掌控了秦国政权。二十三岁的昌平君，既是华阳太后的侄子，又是秦王的表弟，他在这个时候进入政坛，可谓水到渠成，可能性最大。

第七探洞，秦王政元年楚考烈王十七年(前246年)。

嬴政即位改元，年仅十四岁，委政于太后与大臣。此时的太后，一共有三位，生母帝太后赵姬，亲祖母夏太后，养祖母华阳太后。三位太后当中，地位最为尊贵，权势最为强大的，是华阳太后。此时的大臣，吕不韦被尊为仲父，继续出任相国。昌平君二十六岁，是幼王的表叔，先帝的臣下，太后的至亲，跻身委以国政的大臣之列，也是不难想像的事情。

第八探洞，秦王政九年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前238年)。

秦王嬴政二十二岁，行冠礼亲政。嫪毐之乱爆发，三十四岁的辅政大臣昌平君与相国吕不韦和昌文君一道受命，领军平定叛乱，成为拥立秦王嬴政亲政的第一功臣。

5昌平君的官职是什么？

嫪毐之乱爆发时，昌平君和昌文君与吕不韦一道接受秦王下达的“攻毐令”，领兵镇压叛乱。这件事情，《史记 •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的：秦王知道了嫪毐发动叛乱的消息后，“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这里需要作一点说明，通行的中华书局标点本断句为 “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是不对的。当时，秦相国为吕不韦，吕不韦的封号是文信侯，所以，昌平君和昌文君是同时接受王命的另外两位大臣的封号。详情可以参见《文物》1988年第三期胡正明先生论文《丞相启即昌平君说商榷》。)

这道命令，是秦王命令的略写，接受“攻毐令”的三位大臣，第一位是相国，就是吕不韦，第二位是昌平君，第三位是昌文君。昌平君和昌文君都是封号，他们在接受王命时，究竟担当什么官职，史书里没有记载。昌平君是秦始皇的表叔，辅政大臣之一，他在接受秦王诏令时排名第二，地位仅次于相国吕不韦。以秦国的官职而论，大臣中地位仅次于丞相的人，应当是副丞相的御史大夫。所以，从地位的排名上来考虑的话，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合理的推想，嫪毐之乱爆发时，昌平君的官职，有可能是御史大夫。

我们的这个推想，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可以得到间接的旁证和支持。这个间接的旁证和支持，就是历史学界研究秦国行政文书得到的大量成就。

根据中日两国学者的研究，秦汉帝国的法律制度，非常严密而完整。诏令的下达，自有制度化的程序，最高政令的发布以各种诏书的形式下达。诏书的发令方，是王或者皇帝，诏书的接受方，第一位是丞相，其次是相当于副丞相的御史大夫。

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当年，曾经下达了著名的“议帝号诏”，下达诏书命令大臣们讨论秦王的名号，最终确立了“皇帝”的称号。这道诏令的下达，就是经由丞相和御史大夫的程序的。《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的，秦始皇二十六年：

秦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王曰：“……号曰皇帝。他如议。”

这段文字，是秦王诏令的下达和臣下回答的摘录。大意是说，秦统一天下以后，秦王诏令丞相、御史大夫：“……寡人以渺小的身躯，兴兵讨伐暴乱，有赖于祖宗的神灵，六国国王都俯首伏罪，天下大定。现在如果不变更称号，则不能彰显成功，流传后世。希望议定帝号。”经过慎重议论以后，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代表群臣回复秦王，建议采用“泰皇”的称号，最后由嬴政改定为“皇帝”。

秦王的诏书，下达的对象是“丞相”和“御史”。当时的丞相有两位，是隗状和王绾，具体是哪一位呢？由回答来看，直接受令接诏的正是王绾。御史，是御史大夫的略写，当时的御史大夫是冯劫(后来出任丞相)，他也是受令接诏的大臣。诏令由王下达丞相、御史大夫的程序，井然有序，清楚明了。

这种程序，不但有文献证明，也得到出土文物的印证，通行于秦汉时代。比如在《汉书》和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制诏相国 (丞相)、御史(大夫)”，就是诏令下达中常常见到的形式。以此推论，嫪毐之乱爆发时，秦王诏令的下达也应当走同样的程序。按照这个程序，排名在相国吕不韦后面接受诏令的大臣，有可能就是御史大夫。

通过以上的追踪调查，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昌平君的特殊身份，他一直居于秦国政坛的主流当中。他一方面是华阳太后的亲属，楚系外戚集团的重要人物，另一方面，他又是子异和嬴政的至亲，与子异和嬴政都有多年的交往，他不管是与华阳太后还是与嬴政父子，在政治利益上完全一致。从而，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昌平君在二十三岁时，伴随子异即位开始登上政坛。二十六岁时，因为嬴政幼年即位而跻身于被委以国政的大臣之列。三十四岁时，他身为辅政大臣，以御史大夫的官职受命领军平定叛乱，拥立嬴政顺利亲政，声望和实力都到达高峰。

昌平君从出生到三十四岁的情况清楚以后，我们的追踪调查，就可以回到本案的开头，回到疑案的破解上来了。本节是一桩追查“谁是丞相？”的人事案件，案件缘起于吕不韦免相以后秦国的丞相不知道是谁。

吕不韦免相，是在秦王政十年。嫪毐之乱平定以后，在追究责任的调查中，吕不韦与帝太后、嫪毐的特殊关系暴露，受牵连被罢免相国之职，贬斥出京。国家不可一日无相，新丞相的任命，当然是必须马上决定。这个时候，昌平君三十五岁，是先帝时代留下的辅政大臣，官职仅次于相国的御史大夫，他又是秦王的表叔，华阳太后的侄子，平定嫪毐之乱的第一功臣，由他来接任丞相，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昌平君出任丞相的事情，《史记索隐》为我们提供了直接的证据。《索隐》在《秦始皇本纪》中“攻毐令”条下说：

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后徙于郢。

这条史料明确地告诉我们昌平君曾经被“立以为相”，就是出任秦国的丞相。至于昌平君是什么时候被立为丞相的，《索隐》没有交代。现在，我们根据上述调查的结果，大体可以合理地推定，昌平君出任秦国丞相，应当在秦王政十年，他接任被罢免的相国吕不韦，成为辅佐秦王嬴政的第二位丞相。

2007年4月8日，阿拉斯战役90周年纪念活动。法国维米岭的145号高地，又名：加拿大国家维米纪念碑。阿拉斯Arras位于法国巴黎北部不到200公里的地方，小镇的北郊有一片高地叫维米岭Vimy Ridge。在军事地图上标记为145号高地。1917年，阿拉斯战役爆发，而加拿大人则称其为维米岭战役，因为这是加拿大军队在世界大战中打得第一场最漂亮的战役。加军把当时所有的兵力都投了进去，4个师10万人在1917年4月9日复活节的拂晓进攻，激战了四天，一举夺下了维米岭，德军伤亡2万多人，加军3600人阵亡，7000多人受伤。

地下的最深处，光线已近昏暗，瓦砾随处可见，顶上甚至还有裂缝往外渗水，冰凉地一滴滴打在参观者的身上。“地下城”博物馆的复原工程还在紧锣密鼓进行当中，白石灰墙壁上还涂着一层未干的蜡，一个用黑炭画制的女士头像“甜心”依然挂着浅浅的笑意，一座雕刻在石壁内的基督受难像仍保存完好，锈迹斑斑的头盔、罐头、铁烟盒和盛水瓦罐的碎片凌乱地堆在地上。

转个弯，在一个高约30英尺的石灰岩柱上，标着一个醒目的向下箭头，红漆已几乎剥落了，但上方字迹还是清晰可见：latrine（注：军营厕所）。岩柱下方挖了两个洞，放着两只生锈的大铁桶。绕过“厕所”，继续往前走，又一个箭头出现，指向前方的石梯：10号出口。梯子沿着石壁凿成，向上直穿过60英尺厚的石灰岩层，通往地上的世界。

这是一项工程浩大的一战时期地下建筑。长期以来，它一直处于被遗忘的角落，或许是人们不愿回忆起震耳欲聋的炮火和引擎的轰鸣，也或许是因为此地名不见经传。但是，在它被发现之初，在英法两国史学界激起的反响却不亚于图坦卡蒙之墓的传奇。将近一个世纪过去，这座“地下城”终于向人们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这是法国北部小镇阿拉斯——法兰西版图上一座毫不起眼的小镇，自古以来偏僻而荒凉，距离重要港口城市加莱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然而进入近代之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却使其不幸沦为大小战事不断、硝烟不散的人间地狱。1914年，小镇落入德军之手，旋即被法国人夺回，而后又被英国控制。1916年，战事日趋紧张，阿拉斯已是满目疮痍，镇上居民已全部遭到驱逐，英国人在一片废墟上建立防御工事。与此同时，攻势凌厉的德军在小镇东部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发起偷袭的可能，但他们不知道，此时，一项地下工程正在他们眼皮底下悄悄酝酿。

在1916年经历了索姆河战役的惨重损失后，西线战场上的英法联军得出了一条血的教训：跟装备精良、战术多变的德国装甲师硬碰硬，无异于大规模的自杀！协约国将军联席会议决定调整作战策略，法方决定仿效德军展开一项48小时偷袭计划，于第二年开春突破艾森河的德军防线；而英方准备于同一时间在以阿拉斯为中心50公里的地区掀起一场先发制人的大规模反击。这样，一项庞大的地下工程计划浮出水面。

英国军事史上最昂贵的工程

在高卢罗马统治时期，罗马人带来的先进的地下勘探和开采技术已迅速在小镇兴起，地洞、地窖、隧道开始遍布小镇的各个角落。从中世纪开始，兴旺发达的采石业也在小镇周围留下了大量地下坑道。负责地下工程调研的英国皇家工程师协会很快发现在英德两军对峙的中间区域保存有大量石灰岩结构的洞穴和地道，彼此间大多相连，甚至还有一些如教堂般的庞然巨洞！工程师们认为：如果将所有大小不一的地洞地道联结起来重新整修，可使得上万名协约国士兵轻而易举地进入德军阵营，从而避免索姆河战役中因为强攻敌营而导致的巨大伤亡。

在那个年代，隧道挖掘技术仅仅用于在敌军阵地铺设地雷等爆炸设施，而地下城计划的出炉，使得该技术从此具有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目标。英方雇佣了来自新西兰隧道公司的500名经验丰富的矿工，与一队平均身高只有5英尺3英寸的英国约克郡矿工组成挖掘队，用几个月的时间在阿拉斯原地下通道的基础上开挖了新的隧道，并将其连成一片巨大的“地下网”。

“地下网”由两个“大迷宫”组成，每个都长约12英里，能够容纳2万5千名士兵。地下坑道并非如人们想象一般狭窄，只能让人匍匐前进，相反，它能够容纳两队往不同方向行进的部队自由穿行，最宽的坑道甚至可以铺设一条供应补给的铁路。开挖工程结束后，人们又立即在其中建立起餐厅、教堂、加油站、轻型铁轨等附属设施，以及一座设备高度齐全的医院。

这片巨大而幽暗的地下王国以矿工的家乡命名：南部聚集了一批新西兰的“城市”，最大的中心区域名为“奥克兰”，士兵们从此处可自由前往“惠灵顿”、“尼尔逊”、“布伦海姆”、“基督城”和“丹尼丁”；北部则是英伦大岛的天下，“格拉斯哥”、“爱丁堡”、“克鲁”和“伦敦”之间联系紧密，此外还有一条边陲隧道通往另外三个大区域，分别由三个英属海外领地命名：“泽西”、“根西”和“奥尔德尼岛”。

地下奇兵

翌年，这项英国军事史上造价最昂贵的地下工程结束。英法联军决定在1917年复活节期间发起进攻，2.5万名协约国士兵开始有步骤地在英国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的指挥下，陆续秘密进驻这座巨大的“地下城”，准备伺机而动。就在他们头顶上方数十英尺处，驻扎着如狗一般机警、却对地下情况毫无察觉的德军。

今天，阿拉斯建筑局负责人这样讲述当时的故事：“士兵们可以从城中每家每户的地道入口进去，然后走向指定的区域，在那里等待数天后便可集结完毕”。“为免迷失方向，部队进驻都按照既定的计划进行”，在一个破旧的门廊上，他指着一个“TOC”的标记说：“这表示‘从此进入地洞’（To the Caves），为混淆敌军视线，这些入口都设计成不同的形式”。

进入地道后，每个洞穴都由石灰岩柱隔开，每间都标上了号码，战士们通过事先派发的数字陆续进入指定的“营房”，这些洞穴也有明确的分工，有些用于居住，一侧则是病人休息区，另一侧是厨房等等。距离“奥克兰”不远的“圣·肯丹路”上建了一座700个床位的大型医院，甚至配备了手术室和停尸房。尽管洞穴顶部经常有冰凉的地下水渗出，但与地面上的战壕相比，这已是难得的舒适住处了。战士们在这座巨大的迷宫中打牌、唱歌、给家人写信……

士兵们等待了一个多星期后，战事终于爆发。1917年4月9日清晨5点30分，英军第三部队发起第一个进攻信号，多只英军小分队有秩序地从指定的出口冲向地面，奇迹般地出现在敌人眼皮底下，向驻扎在阿拉斯的德军第二和第六装甲师发起突袭。当日，大雨滂沱，寒风刺骨，在事先设置好发射时间的迫击炮炮火掩护下，协约国军队顺利进入德军阵营。狼狈不堪的德国人没有想到英法联军会在距离自己不到一英里的地方突然出现，他们连靴子都没来得及换，有的甚至还穿着睡衣就成了俘虏。

当然，战事并非如想象般顺利，英法一方损失了数千名陆军士兵，但相比索姆河战役这只是九牛一毛；参加阿拉斯北部作战的加拿大盟军也遭遇顽强抵抗，损失惨重。尽管如此，协约国仍然成功突破德军防线，向前推进了8公里，这在壕堑战当中已属相当不错的战绩。而留守“地下城”的部队则在地道中推进得更远，直至1917年底，他们已直接深入了德军的腹地。

但战争永远摆脱不了大屠杀的阴影，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英法联军展开了报复性的疯狂屠杀。而德国人也不轻易言败，德军王牌飞行员、被英法联军称为“红魔鬼”的李希特霍芬男爵率领的空中部队与协约国空军展开激战，最后竟使33%的英法飞行员殒命蓝天，从而取得了空中反扑的胜利。

再现“地下城”

第一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后，人们重建了阿拉斯小镇。新的居民希望能够忘却大战给小镇留下的所有创伤，于是当局草草封闭了 “地下城”。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镇上一部分知道“地下城”存在的居民将其重新起用，作为保护当地人免受空袭的地下掩体。战争结束后，地道又被重新封闭，从此不见天日。

光阴荏苒。直至1990年，一个名为阿兰·雅克的男子决心对神秘的“地下城”展开调查。“我不明白为何地下城的石灰柱上会写有英文，还有诸如惠灵顿的名称标记。”“然后我猜想这会否是大战时期留下的隧道，但却找不到任何的相关记录，于是我前往英国皇家工程师协会查阅历史档案，以及帝国战争博物馆搜寻资料，终于得到一个清晰的答案。”

起先，雅克发现了“布伦海姆”区域。接下来的几年中，多片未知洞穴区逐渐浮现。1994年，借由一次天然气管道维修工程，他又发现了“汤姆森”洞穴。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当时的协约国部队如何进驻和发起进攻的过程细节也被他和工作人员一一理清。在当地旅游部门的协助下，“惠灵顿”洞穴区在修复后改建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

昔日的协约国，如今都将索姆河战役和凡尔登战役的战场列为国家精神的象征地，尽管那些故事都充满了麻木冷漠的屠杀和悲剧英雄式的牺牲，完全不能和机智、卓越、成功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但阿拉斯战役却并非如此，“地下城”出色地完成了它的战争使命，让英法两国的历史学家们津津乐道。

“地下城”的发现，使得这座边城小镇突然化身为人们追忆光荣的旧地。今天，当地旅游局将坑道入口处的旧式军营改建成一间地下商场，人们可以乘坐商场中的玻璃电梯直接降落到“地下城”（惠灵顿区域）博物馆，入口处墙壁上是一行巨大的“惠灵顿工程——纪念阿拉斯战役”，并且装饰着21世纪的灯光和音响，还配备了英法双语的解说员和电子解说仪。尽管坑道深处尚未完全竣工，部分地段甚至还有渗水倒塌的危险，但并不妨碍一批批的观光客带着探秘的心情走进这座纪念一战西线战绩的伟大建筑，走向它的纵深处——那隐藏了更多故事和奇迹的地下世界。

今天，当英国游客穿过英伦海峡到访法国之时，会在通往巴黎的高速公路上瞥见阿拉斯的名字。但如果细心观察，人们可以远远地望到大战留下的历史印迹：道路两旁时常出现几乎荒废的协约国战士墓、城外坐落着一座特殊的纪念碑，以怀念在维米岭战事中（注：阿拉斯北部战场）被捕牺牲的1.1万名加拿大籍战士……

名著的力量真是难以估量的。一出《桃花扇》，就将马士英、杨龙友这两个贵州人活生生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剧中人物偏又与历史上的人物不尽一致。于是，也就有不平之士要拂去这些人身上的尘埃了。

活跃在明季的贵州人中，从官阶上看，马士英是最高的，他做到了南明弘光朝的内阁首辅(宰相)，但由于他引荐、重用阉党余孽阮大铖，使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弘光政权迅速腐败，仅一年时间就土崩瓦解了。因而时人及后世以“马阮”并称，唾之骂之。《明史》又将“马阮”同列入“奸臣列传”中。一曲《桃花扇》更使他丑名远播。贵州人也觉得他丢脸。不愿认这个老乡，地方志乡贤传中没有他的名字。

马士英，字瑶草，贵阳人。约生于明神宗万历十九年(1591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天启时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三年(1630年)迁山西阳和道副使，五年擢右佥都御史、宣府巡抚。然到官才一月，即为镇守太监王坤告发以官帑贿赂朝贵，坐遣边防，不久流寓留都南京。

在南京期间，马士英结识了阮大铖。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安徽怀宁人。和马士英是同年进士。天启初年为给事中，时值魏忠贤得势，就投到魏阉门下，参与构陷、迫害东林党人。思宗即位，赐魏忠贤死，将附魏的阉党定为“逆案”，阮大铖名列其中，被削籍为民，避居安徽老家和南京一带。马士英自识阮大铖后，“相交甚至欢”。

思宗崇祯十四年，罢相回到老家的周延儒在东林、复社的活动下，再任首辅。根据明季史乘考证，东林、复社在活动周延儒复职的过程中，耗银二十万两，阮大铖是主要的捐资者之一。故周延儒复职后，阮大铖要求他为自己翻案，周说暂时做不到。阮大铖转而要求再用马士英，周答应推荐。

这时，李白成、张献忠两军气势延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凤阳总督高光斗以连失五城被逮下狱，礼部侍郎王锡沄向思宗推荐马士英，首辅周延儒趁机做顺水人情，于是起用马士英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庐州、风阳等地军务。值保定总兵刘超叛乱，巡抚王汉率兵讨伐，兵败身亡，皇上命马士英进讨。马士英驱兵围城，刘超连连受挫。后马士英设计捉住刘超，解往北京正法。这事办得干净利落，给崇祯和朝臣留下很深的印象，称他办事干练。长于谋略。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思宗自缢。南京的文武大臣闻耗议立新主。史可法、高弘图、姜日广、王铎等东林党大臣主张立潞王朱常涝，而马士英、高杰、刘良佐、黄得功、刘孔昭等勋臣与军方将领主张立福王朱由崧。马士英以五百黔兵护送福王至，造成既成事实，史可法等也只好承认。于是福王做了皇帝，年号弘光。马士英与史可法、高弘图、姜日广、王铎等为阁臣。马士英为当上首辅，指使总兵高杰、刘泽清疏促史可法督师维扬。史可法这声望很高、品德超群的东林领袖就被排挤出京。马士英入居首辅。

立国之初，马士英还与东林大臣一起共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朝政颇有新气象。但史可法督师维扬后，马士英顶住朝臣的反对，向弘光推荐阮大铖。弘光帝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注右侍郎，不久迁右佥都御史，巡回江防。次年又升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阮大铖上台后，即着手打击反对他的东林、复社党人和其他正直之臣。由是，使困难重重、矛盾百结的弘光政权更加乌烟瘴气。面对清兵的大举南下，未能组织有效的抵抗，终致倾覆。

马士英误国，这是不争的事实，无法辩驳的。民国时，安顺姚大荣先生著了一本《马阁老洗冤录》，为马士英翻案。但总之没有翻动这桩铁案。尽管如此，对于马士英，或是对于历史，有两个问题是应该澄清的。

其一，马士英并非阉党。世人往往因为“马阮”并称、并传，就认为马士英也是阉党，这是不对的。且不说那时阉党作为一个丑恶的政治集团已经不存在了，即使阉党尚存，与其党中个别人交往，也不该算作阉党。诚然，推荐、重用阮大铖，给国家民族带来了灾难，但也不能说阮大铖的再用完全是由于马士英。阮大铖不但阴鸷险狠，而且颇多才艺，能作诗，会写剧本，还能谈兵。在马士英推荐他之前，他已与内监有勾结。后又把他写的戏《春灯谜》和《燕子笺》搬到宫中去演，正投犬马声色之徒的弘光帝所好。他上江防之策，弘光还真以为他是将才。就是清流当中，对阮大铖的看法也分成两派。阮大铖闲居南京时，东林、复社名士周镳、顾杲、吴应箕、黄宗羲、侯方域等人作《留都防乱公揭》，声讨并驱逐他。而从他的诗集来看，同一时期与他宴游唱和的诗友中，也颇有些东林中人物，如范景文、史可法、文震孟、王思任、杨补等等。他们中间有的是抗清殉难的名臣，有的是未来的遗民义士，以他们的品格，是不可能与阉党的人交往的。曾发表宣言痛斥马士英的王思任，认为阮大铖在逆案中是冤枉的。这些事实说明阮大铖的再起并非全是马士英所为。

马士英推荐、重用阮大铖，有三个原因：一是报阮大铖向周延儒推荐自己之恩。二是受了阮大铖的蒙骗，既然阮大铖有本事使清流中的部分人同情自己，那么马士英也难免受蒙骗。《明史》说南京沦陷后，马、阮先后逃到严州总兵方国安军中，阮大铖依然大言不惭地谈兵，方国安也真以为遇到了张子房、诸葛亮一样的人，很高兴。而马士英“以南渡之坏半由大铖，而己居恶名，颇以为恨”，看来马士英后来对荐用阮大铖一事很后悔，同时也说明当初马士英在一定程度上受了阮的蒙骗。三是拉班子。明末党争非常激烈，不择手段。连东林党、复社这样的进步集团，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自己的利益，也不惜用不正当的手段，活动被《明史》列入“奸臣列传”的周延儒再当首相。马士英以一方镇帅入主中枢。地位、声望皆不够，人阁时就遭到东林党的激烈反对，即使不反对他的人，心里也未必服气。所以他不得不为自己拉一套人马，凑一套班子，多才多艺而又善于谈兵的朋友阮大铖就成了难得的人选。他可能没想到这个难得的人才，导致了他的身败名裂。

其二，马士英并非汉奸。有的书上说马士英降清被杀，这也是不实之词。《明史》记载，南京城破后，弘光帝逃往太平，不久降清，被解往北京处死。马士英“奉王母妃，以黔兵四百人为卫，走浙江”。辗转数处，后为严州总兵、曾任贵州大定总兵的旧友方国安收留(后阮大铖亦至)。但方、马挡不住清兵的攻势，不久即败。二人率残兵欲投监国于福州的唐王朱聿键，唐王不纳，又奔入太湖义军吴易军中，吴军败后为清兵俘获，斩于军中。马士英在生死关头，没有像阮大铖那样摇尾乞怜、谄媚新主，而选择了死这条路，好歹为自己保留了一点名节。虽然不能以生死论英雄，但总比做汉奸强。有些史书上说马士英是降清后又与明军暗通关系，才被杀的。《明史·马士英传》结尾也附了这种说法，聊备一说而已。如果马士英真是投降的，清朝官修的《明史》大可不必为他掩丑。现代史家陈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说：“惟士英实为弘光朝最后奋战之一人，与阮大铖之先附阉党，后复降清，究大有别。”此论应不失公允。

总的看来，马士英是有一定才能的，但这点才能做地方大员尚可，主政中枢则不逮。更主要的是由于人品不佳，妄结匪类，误用奸人，以致酿成大祸，成为罪人。

时间已过去了三百多年，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当时那段历史，比当时的人看得更清楚些。黄裳先生在《榆下说书·马瑶草》中引述了夏完淳的一种观点。夏完淳认为“史道邻(可法)清操有余而才变不足，瑶草守已狼藉。不脱豪迈之气；用兵将略非道邻所长，瑶草亦非令仆之才”，主张从实际情势出发，调换一下两人的职位。黄先生批评说，夏完淳的观点不能说全无道理，但终是书生的迂阔之见，没有通盘考虑到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全局，这实在并非一两个人所能左右的。黄先生的看法很有见地。明朝自嘉靖以降，政治、经济、军事乃至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已腐败至极。忠直干臣、御敌能将，或杀或囚或逐，士气不振，人心涣散。清兵一入关，就势如破竹，迅速占领了半壁江山。连席卷中原的李闯王都没挡住。危急关头，弘光朝廷本应革弊兴利，齐心协力。以期重振声威，恢复河山。然而却是沿袭弊政，把北京没扯完的皮搬到南京继续扯。朝臣与朝臣不和，内阁与镇将不谐，各打各的算盘，各顾各的利益。马、阮就不说了，东林、复社党人多是有名节、负人望之士，但又难免带着偏狭的党见。先是为反对马士英入阁，与军方将领纷争，后又因阮大铖再用先后挂冠而去，使得朝中无正人，邪恶势力恣纵肆虐。只有一个史可法，心怀大局，忍辱负重，督师扬州，而属下的江北“四镇”又不怎么听他指挥。军队多是散兵游勇，御敌无能，争夺地盘、掠夺百姓却很在行。手握重兵、镇守武汉的左良玉不顾大局、不思后果，率二十余万人东下“清君侧”。等等。如此一个局面，怎么会挡得住清兵南下?马士英本非相才，即使是诸葛亮、郭子仪在世，怕也回天无力，徒唤奈何。把弘光朝覆灭的责任全推在马士英头上，是欠公允的，不符合历史事实。

马士英已矣，现在知道他的人不多了。而知道他的人，往往是凭一曲《桃花扇》。《桃花扇》是名剧，但毕竟不是历史，剧中的马士英亦与历史上的马士英有别。

患有罕见“洁癖”一天要洗9次澡

克丽斯塔在书中披露称，希特勒患有罕见的“洁癖”，过于讲究私人卫生，他有时每天要洗9次澡，尤其是在开完会议、发表完演讲，出了一身臭汗的时候。

欲让德国士兵全军“戒烟”

克丽斯塔在书中披露称，希特勒非常讨厌抽烟喝酒，并且认为所有德国士兵都应该吃巧克力，而不应该吸烟。希特勒曾经考虑在所有德国生产的香烟盒上都印上骷髅头和交叉腿骨的图像，然后命令士兵戒烟，改吃巧克力。

然而克丽斯塔为了德国士兵是否应该戒烟一事又一次冒犯了希特勒，一次她从德国军官的聚餐会上 回来后，再次直言不讳地对希特勒说：“元首，让那些可怜的男孩们拥有一项抽烟的乐趣吧，他们已经再也没有任何其他乐趣了。”希特勒严肃地看着她，对她解释 烟酒会毁掉德国士兵的健康，从而影响德国的命运。希特勒接着面色冰冷地不出房间，显然对她的“忤逆不逊”感到相当生气。克丽斯塔说：“此后我在他眼中再也 不存在了，过了好几个月后，他才原谅了我。”

精力很充沛原来靠激素

克丽斯塔在书中披露的一个最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希特勒的“御医”西奥多·莫勒尔为了让希特勒 保持精力充沛、精神亢奋的状态，竟悄悄给他注射起了公牛睾丸激素！克丽斯塔在书中回忆称，1944年一个秋天的早晨，希特勒的表现显得非常奇怪，总是皱着 眉头的他，现在不再皱眉头了，并且还古怪地发笑，突然他张开双臂充满激情地对助手们说：“ 当两个人相爱时，这是多么美好的事！”

希特勒身边的助手和秘书们对他的表现感到既惊讶又不安，因为这不符合他一贯的个性。没多久， 一名希特勒的助手就悄悄询问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莫勒尔，探听希特勒是不是生病了？没想到这名纳粹医生透过眼镜片露出诡异的一笑，然后说：“这么说，你注意到 不一样了？是的，我刚刚给他注射了从公牛睾丸中提取的性激素，那可以让他鼓起精神，精力充沛！”

毛泽东是个典型的国土捍卫者。但是，1949年他接手的是一个山河破碎的旧中国。由晚清而至于中华民国，这中间中国有太多的土地丢失，有太多的主权丧失。对此，一个积弱的国家，能有多少力量在土地问题上发出强大的声音呢？

1949年的年底，毛泽东的访苏行程终于确定了下来，并且成行了。他到苏联后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要面对 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问题，因为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署了一份《关于对蒙古问题的照会》文件，并于同年11月在蒙古进 行了所谓独立的“公民投票”，外蒙古独立，已是一种不争的事实。而按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政府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过去旧中国的一切国际协 定与条约都不予承认。那么，蒙古在苏联的掌控之下，能够例外吗？或者能够收回吗？如果坚持要“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与苏联展开谈判，中国的东北问题如中 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等问题，能在与苏联人的谈判中顺利获得理想的结果吗？

这是一场国家、民族间的利益博弈，但双方力量对比，清清楚楚。毛泽东想收回东北的一切权益，也想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但斯大林也既想继续保持在东北的利益，又要求外蒙古是他可以掌控的与中国间的国土屏障和可控力量。

这样，两个场面上“友好”与“团结”的国家，背后计算的都是自己的利益以及利益最大化。中国只是想收回自己曾经的东西，苏联认为这东西在我的手上，他就不是你的东西。

终归是要摊牌的，双方只有相互妥协。其实各自的底线都确定了：中国以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换回苏联人从中国 的东北土地上全部回家去；而苏联则以在苏美之间已经形成冷战状态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将中国纳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借以控制和影响亚洲局势、用来对抗 美国的战略安排为基础和出发点，与中国结成同盟。斯大林的算法是：从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战略目标比较起来，苏联在东北的经济利益是其次再其次的东西了。

但即使双方底线确定了，且互换了关于蒙古问题的照会，同时也商量好了由苏、蒙、中就蒙古问题各发一个声 明。但毛泽东还是心有不甘。因此，在苏联和蒙古发出外交部声明后，毛只是以胡乔木的名义，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一个谈话。这事，让斯大林很不痛快，为此，在 与毛的见面时抱怨了很长时间。毛泽东只是听着，郁闷着，“一言不发，生了闷气”（《我做毛泽东贴身卫士十三年》）。

由于这些棘手问题的一揽子解决，签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的毛泽东就要回国了。告别住了二个月的 莫斯科时的情景是感人的，毛泽东依依不舍地与为他服务了两个月之久的苏方人员表示了诚意的感谢，并送给他们一些丝绸类的礼物。回国途中，苏方的安排也是很 周到的，毛泽东因为签署了大的协议、条约而心情愉快。一路上，大家谈笑风生。在列车奔驰在苏联辽阔的大地上时，沿途每一个城市，苏联人都安排了盛大的接 待，城市也全部对中国客人开放，让其参观。毛泽东也是每到一地，都下来参观走访，情绪饱满。以至于在经过一些山区时，毛泽东兴趣十足地数起火车穿过的山洞 数来，而且计数与卫士们、还有陈伯达的基本一致，只是别人的都是40个，毛泽东数成了41罢了。

车入伊尔库茨克，很快就见到了贝加尔湖。湖太大了，以至于列车沿着湖边行走了几个小时之久。毛泽东望着 深蓝的湖水，先是认真的欣赏着，蓝天下的湖，湖中倒映的天，无一不让毛泽东陶醉其间。但看着看着，毛泽东的情绪起了变化，一种不安与痛楚浮现在他的脸上。 他突然问起随同而来的陈伯达来：“陈夫子，你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吗？”

陈伯达未加考虑就回道：“布利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首府是乌兰乌德。”

毛泽东听了，有些不高兴地说：“我是问你历史上这是什么地方？”

也不知道是陈伯达没有听懂，还是他确实不知道历史上这是个什么地方，他只是吞吞吐吐地再一次重复道：“是乌兰乌德。”

毛泽东站了起来，显然是生气了。他对陈伯达大声地说：“我还不知道这是乌兰乌德吗？”

说话时，火车已经进站了。师哲领着当地党政领导来见毛泽东，苏方的领导人恭恭敬敬地邀请“尊贵的客人， 毛泽东同志下车休息”。事实上，当地为迎接毛泽东下车休息已经做了长时间的准备了。毛泽东一改此前每站必下的惯例，未加思索就断然挥手拒绝苏方的要求，并 对汪东兴喊道：“开车，让立即开车！”

这是毛泽东在苏联全境的回途中，唯一没有下车的地方。

正在人们疑惑不解时，毛泽东再一次问陈伯达：“我是问你，这是个什么地方？我是问历史上这是什么地方。 明白吗？”陈伯达木讷着，无言以对。毛泽东像憋了一口恶气，对着陈伯达道：“请记住：这个地方，历史上叫乌金斯克。原来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居民基本上都 是蒙古人，也有汉人。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苏武曾经牧羊的地方！”

苏武，汉朝人。

苏武牧羊

苏武（公元前154年-公元前73年）。

匈奴自从给卫青、霍去病打败以后，双方有好几年没打仗。他们口头上表示要跟汉朝和好，实际上还是随时想进犯中原。

匈奴的单于一次次派使者来求和，可是汉朝的使者到匈奴去回访，有的却被他们扣留了。汉朝也扣留了一些匈奴使者。

公元前１００年，汉武帝正想出兵打匈奴，匈奴派使者来求和了，还把汉朝的使者都放回来。汉武帝为了答复匈奴的善意表示，派中郎将苏武拿着旌节，带着副手张胜和随员常惠，出使匈奴。

苏武到了匈奴，送回扣留的使者，送上礼物。苏武正等单于写个回信让他回去，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件倒霉的事儿。

苏武没到匈奴之前，有一个生长在汉朝的匈奴人，叫卫律，在出使匈奴后投降了匈奴。单于特别重用他，封他为王。

卫律有一个部下叫做虞常，对卫律很不满意。他跟苏武的副手张胜原来是朋友，就暗地跟张胜商量，想杀了卫律，劫持单于的母亲，逃回中原去。

张胜很表示同情，没想到虞常的计划没成功，反而被匈奴人逮住了。单于大怒，叫卫律审问虞常，还要查问出同谋的人来。

苏武本来不知道这件事。到了这时候，张胜怕受到牵连，才告诉苏武。

苏武说：“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一定会牵连到我。如果让人家审问以后再死，不是更给朝廷丢脸吗？”说罢，就拔出刀来要自杀。张胜和随员常惠眼快，夺去他手里的刀，把他劝住了。

虞常受尽种种刑罚，只承认跟张胜是朋友，说过话，拼死也不承认跟他同谋。

卫律向单于报告。单于大怒，想杀死苏武，被大臣劝阻了，单于又叫卫律去逼迫苏武投降。

苏武一听卫律叫他投降，就说：“我是汉朝的使者，如果违背了使命，丧失了气节，活下去还有什么脸见人。”又拔出刀来向脖子抹去。

卫律慌忙把他抱住，苏武的脖子已受了重伤，昏了过去。

卫律赶快叫人抢救，苏武才慢慢苏醒过来。

单于觉得苏武是个有气节的好汉，十分钦佩他。等苏武伤痊愈了，单于又想逼苏武投降。

单于派卫律审问虞常，让苏武在旁边听着。卫律先把虞常定了死罪，杀了；接着，又举剑威胁张胜，张胜贪生怕死，投降了。

卫律对苏武说：“你的副手有罪，你也得连坐。”

苏武说：“我既没有跟他同谋，又不是他的亲属，为什么要连坐？”

卫律又举起剑威胁苏武，苏武不动声色。卫律没法，只好把举起的剑放下来，劝苏武说：“我也是不得已才投降匈奴的，单于待我好，封我为王，给我几万名的部下和满山的牛羊，享尽富贵荣华。先生如果能够投降匈奴，明天也跟我一样，何必白白送掉性命呢？”

苏武怒气冲冲地站起来，说：“卫律！你是汉人的儿子，做了汉朝的臣下。你忘恩负义，背叛了父母，背叛了朝廷，厚颜无耻地做了汉奸，还有什么脸来和我说话。我决不会投降，怎么逼我也没有用。”

卫律碰了一鼻子灰回去，向单于报告。单于把苏武关在地窖里，不给他吃的喝的，想用长期折磨的办法，逼他屈服。

这时候正是入冬天气，外面下着鹅毛大雪。苏武忍饥挨饿，渴了，就捧了一把雪止渴；饿了，扯了一些皮带、羊皮片啃着充饥。过了几天，居然没有饿死。

单于见折磨他没用，把他送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边去放羊，跟他的部下常惠分隔开来，不许他们通消息，还对苏武说：“等公羊生了小羊，才放你回去。”公羊怎么会生小羊呢，这不过是说要长期监禁他罢了。

苏武到了北海，旁边什么人都没有，唯一和他作伴的是那根代表朝廷的旌节。匈奴不给口粮，他就掘野鼠洞里的草根充饥。日子一久，旌节上的穗子全掉了。

一直到了公元前８５年，匈奴的单于死了，匈奴发生内乱，分成了三个国家。新单于没有力量再跟汉朝打仗，又打发使者来求和。那时候，汉武帝已死去，他的儿子汉昭帝即位。

汉昭帝派使者到匈奴去，要单于放回苏武，匈奴谎说苏武已经死了。使者信以为真，就没有再提。

第二次，汉使者又到匈奴去，苏武的随从常惠还在匈奴。他买通匈奴人，私下和汉使者见面，把苏武在北海牧 羊的情况告诉了使者。使者见了单于，严厉责备他说：“匈奴既然存心同汉朝和好，不应该欺骗汉朝。我们皇上在御花园射下一只大雁，雁脚上拴着一条绸子，上面 写着苏武还活着，你怎么说他死了呢？”

单于听了，吓了一大跳。他还以为真的是苏武的忠义感动了飞鸟，连大雁也替他送消息呢。他向使者道歉说：“苏武确实是活着，我们把他放回去就是了。”

苏武出使的时候，才四十岁。在匈奴受了十九年的折磨，胡须、头发全白了。回到长安的那天，长安的人民都出来迎接他。他们瞧见白胡须、白头发的苏武手里拿着光杆子的旌节，没有一个不受感动的，说他真是个有气节的大丈夫。

《苏武牧羊》原文——选自《汉书·李广苏建传》 作者:班固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1〕，兄弟并为郎〔2〕，稍迁至栘中厩监〔3〕。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4〕。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辈〔5〕。匈奴使来，汉亦留之以相当〔6〕。

天汉元年〔7〕，且鞮侯单于初立〔8〕，恐汉袭之，乃曰：“汉天子，我丈人行也。”尽归汉使路充国等。 武帝嘉其义，乃遣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9〕；因厚赂单于，答其善意。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余人俱〔10〕。既至匈 奴，置币遗单于。单于益骄，非汉所望也。

方欲发使送武等，会缑王与长水虞常等谋反匈奴中〔11〕。缑王者，昆邪王姊子也〔12〕，与昆邪王俱降 汉，后随浞野侯没胡中〔13〕。及卫律所降者〔14〕，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15〕。会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汉时，素与副张胜相知，私候胜，曰：“闻 汉天子甚怨卫律，常能为汉伏弩射杀之。吾母与弟在汉，幸蒙其赏赐。”张胜许之，以货物与常。

后月余，单于出猎，独阏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余人欲发；其一人夜亡，告之。单于子弟发兵与战，缑王等皆 死，虞常生得。单于使卫律治其事。张胜闻之，恐前语发，以状语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见犯乃死，重负国！”欲自杀，胜、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张胜。 单于怒，召诸贵人议，欲杀汉使者。左伊秩訾曰〔16〕：“即谋单于，何以复加？宜皆降之。”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17〕，武谓惠等：“屈节辱命，虽生，何 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刺。卫律惊，自抱持武，驰召医。凿地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惠等哭，舆归营〔18〕。单于壮其 节，朝夕遣人候问武，而收系张胜。

武益愈，单于使使晓武，会论虞常，欲因此时降武。剑斩虞常已，律曰：“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当死。 单于募降者赦罪。”举剑欲击之，胜请降。律谓武曰：“副有罪，当相坐〔19〕。”武曰：“本无谋，又非亲属，何谓相坐？”复举剑拟之，武不动。律曰：“苏 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20〕，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21〕，谁复知之！”武不应。律 曰：“君因我降，与君为兄弟。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

武骂律曰：“女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女为见〔22〕！且单于信女，使决人 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斗两主〔23〕，观祸败！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24〕。宛王杀汉使者，头县北阙〔25〕。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26〕。独 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 雪，与旃毛并咽之〔27〕，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28〕，使牧羝，羝乳乃得归〔29〕。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

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30〕。仗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积五六年，单于 弟於靬王弋射海上〔31〕。武能网纺缴〔32〕，檠弓弩〔伎33〕，於靬王爱之，给其衣食。三岁余，王病，赐武马畜、服匿、穹庐〔34〕。王死后，人众徙 去。其冬，丁令盗武牛羊〔35〕，武复穷厄。

初，武与李陵俱为侍中〔36〕。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单于使陵至海上，为武置酒设乐。 因谓武曰：“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故使陵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前长君为奉车〔37〕，从至雍棫阳宫 〔38〕，扶辇下除〔39〕，触柱折辕，劾大不敬〔40〕，伏剑自刎，赐钱二百万以葬。孺卿从祠河东后土〔41〕，宦骑与黄门驸马争船〔42〕，推堕驸马 河中溺死。宦骑亡，诏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饮药而死。来时，太夫人已不幸〔43〕，陵送葬至阳陵〔44〕。子卿妇年少，闻已更嫁矣。独有女弟二人 〔45〕，两女一男，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46〕，子卿不欲降，何以过 陵！且陛下春秋高〔47〕，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愿听陵计，勿复有云！”

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48〕，爵通侯〔49〕，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50〕，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勿复再言！”

陵与武饮数日，复曰：“子卿壹听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驩，效死于前！”陵见其至诚，喟然叹曰：“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沾衿，与武决去。陵恶自赐武，使其妻赐武牛羊数十头。

后陵复至北海上，语武：“区脱捕得云中生口〔51〕，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52〕。”武闻之，南向号哭，欧血，旦夕临数月。

昭帝即位〔53〕，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与俱， 得夜见汉使，具自陈道。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54〕，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 曰：“武等实在。”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55〕，丹青所画〔56〕，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 〔57〕，令汉且贳陵罪〔58〕，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59〕，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 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壹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颓。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 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单于召会武官属，前已降及物故，凡随武还者九人。

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师〔60〕。诏武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61〕。拜为典属国〔62〕，秩中二千石 〔63〕；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常惠、徐圣、赵终根皆拜为中郎，赐帛各二百匹。其余六人老，归家，赐钱人十万，复终身。常惠后至右将军，封列 侯，自有传。武留匈奴凡十九岁〔64〕，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

武来归明年，上官桀、子安与桑弘羊及燕王、盖主谋反〔65〕，武子男元与安有谋，坐死。初桀、安与大将 军霍光争权〔66〕，数疏光过失予燕王，令上书告之。又言苏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还乃为典属国。大将军长史无功劳〔67〕，为搜粟都尉，光颛权自恣。及 燕王等反诛，穷治党与，武素与桀、弘羊有旧，数为燕王所讼，子又在谋中，廷尉奏请逮捕武〔68〕。霍光寝其奏〔69〕，免武官。

数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与计谋立宣帝〔70〕，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71〕。久之，卫将军张安 世荐武明习故事〔72〕，奉使不辱命，先帝以为遗言〔73〕。宣帝即时召武待诏宦者署〔74〕。数进见，复为右曹典属国〔75〕。以武著节老臣，令朝朔 望，号称祭酒〔76〕，甚优宠之。武所得赏赐，尽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余财。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乐昌侯、车骑将军韩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 皆敬重武〔77〕。

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闵之。问左右：“武在匈奴久，岂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发匈奴时，胡妇适产一子通国，有声问来，原因使者致金帛赎之。”上许焉。后通国随使者至，上以为郎。又以武弟子为右曹〔78〕。

武年八十余，神爵二年病卒〔79〕。……

二战结束时，整个欧洲被战火硝烟破坏得满目疮痍，成千上万的轴心国战俘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活下去……

《现代舰船-军事广角》2008年第5期刊载

（美）西蒙·里斯 李彬 编译

本文为《现代舰船-军事广角》独家授权凤凰新媒体军事频道稿件。

别无选择的厄运

《众神的黄昏》是个古老的日尔曼神话，德意志精神的起源。然而，它竟成了二战中德国纳粹的符号，成为希特勒留给整个欧洲的悲惨记忆和刺入灵魂的痛 楚。盟军虽最终取得了胜利，实际上也是一无所获。所有城市都是满目疮痍，几近成了废墟；良田则荒草遍野，颗粒无收。欧洲的农业生产几近停滞，城市中成千上 万的人们无家可归，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各国有限的剩余粮食根本是杯水车薪，而几乎毁于战火的欧洲铁路更是无法满足粮食运输的需要。对于西部地区，每天 逃往苏占区的人口数以万计，总数估计达到了1200万到1450万之多，而那些纳粹苦役和集中营幸存者，以及数万被释放的盟军战俘，则更是完全陷入了绝望 的境地，苦苦等待救援。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们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将整个欧洲带入了“众神的黄昏”――黑暗世界。盟国和苏联被迫采取一系列强硬、野蛮措 施，解决德国及轴心国战俘的问题。

根据1929年签定的《日内瓦公约》，所有战俘均应享有与占领部队同等的人道待遇，包括饮食等基本保障。然而，对于二战末期的欧洲，每人每天最低 2000卡路里的食品需求都不可能得到保证。当时同盟国有限的粮食主要保障太平洋战区，直到战争完全胜利后，保障重点才开始逐渐转向欧洲。

1945年4月初，美国在欧洲负责接收的战俘数量为31.3万人，但到该月底战俘数量即突破了210万人。随着第三帝国的垮台，美国在欧洲接收的德国及轴心国战俘总数竟高达500万人之多，其中约5.6万人在被俘期间死亡。死亡率与德国方面的美国战俘的死亡率基本持平。

而在苏占区，战俘们的境遇就更糟糕了。纳粹德国及其轴心国伙伴们对待苏军战俘的残酷手段，直接导致了苏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随着苏军的节节胜 利，越来越多的战俘落入苏军手中。因此，苏军接管的战俘死亡率随之也直线上升，到1943年竟然高达60%。约有57万德国及轴心国战俘死于囚禁中。这种 糟糕的情况直到1944年3月才有所改观，但也仅仅是因为经济方面的因素。官方数据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时间，苏联共接收了 238.8万德国战俘以及109.7万欧洲其他国家的战俘。其中有超过一百万的德国战俘在监禁期间死亡。英国军事历史学家马克思·阿瑟认为，“在1945 年，当时几乎所有苏联人都认为该是纳粹德国付出代价的时候了。莫斯科与华沙之间的一百多个战场上，德国战俘们在苏联士兵那里几乎得不到任何怜悯与仁慈。”

二战期间，苏联的劳动力几乎全被送上了前线，倒在战场上的更是不计其数。战后，劳动力极度匮乏的苏联将目光转向了战俘。战俘成了苏联经济发展所需劳 动力的替代者。他们虽然并不等同于劳改犯，但是在待遇上并没多大差别。战俘营通常由一些粗漏的小棚屋搭成，根本无法抵御俄罗斯冬季的刺骨寒风。当然，苏联 政府也会不定期遣返战俘，有时数量巨大。但直到1953年还有2万余名德国战俘仍被拘禁于苏联境内，直至斯大林去逝后，这些人才最终被遣送回家。

学会顺从，巧用心计

1939年，米兰·劳曼见证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以及斯洛伐克作为第三帝国附庸国的成立。当时，劳曼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父亲是一名贫穷的乡村教 师，第三帝国的忠实拥护者，终日坚守自己的日尔曼精神，认为所有日尔曼血统的人们都应该争取和享受第三帝国所赋予的各种权利。然而，他也因此付出了高昂的 代价。1943年，劳曼的父亲收到了一封质询信，质问他的儿子劳曼已经18周岁了，为什么还没有志愿加入纳粹党卫军。信中提到，如果劳曼不参加纳粹党卫 军，将无法享受第三帝国的各种权利。在巨大的压力下，年轻的劳曼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加入了纳粹党卫军。

接受完基本的军事训练后，劳曼作为战地工程师随部队被派往希腊，随后转战东部前线。当时，苏军节节胜利，德军已是穷途末路。在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劳 曼随即被提升为士官，并与其他1000多人一起接受高强度训练。然而，随着苏军攻破波兰波兹南市，德军不得不将这些尚未接受完全训练的新兵匆匆送上前线。 可想而知，他们的伤亡率非常高。 到1945年4月18日，劳曼的部队仅剩60人了，他们被围困在了奥得河畔的一片森林里，只得苦苦死守待援。经过数次惨烈的战斗，到当天下午，活下来的只 有17人了。绝望之下，军士长召集所有幸存者，要求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向总部求救，而这时他们谁也不知道总部在什么地方。

离开部队后，劳曼历经重重艰险，终于蹒跚着走出了那片森林。不久他便遇到了一群士兵，起初还以为是匈牙利军队的先遣队，没想到竟是苏联红军。这群苏 军士兵抢走了劳曼身上所有的香烟，不过令他感到意外而又惊喜的是，他们竟然还给他留了几支。劳曼后来回忆道，“我当时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逃过这一关。他们 若真想杀掉我，肯定不用这么麻烦，竟然还会分给我香烟抽。”

短暂的休息很快被林中的枪声打断了。一名苏联军士长命令劳曼起立并向林中射击者喊话劝降。劳曼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绝境:要么接受命令，站起来被林中子 弹击中；要么抗拒命令，被苏联士兵枪杀。显然，后一种选择更危险。经过短暂的权衡，劳曼跳起来向林中喊话，但回应他的只有密集的炮火。幸运的是，只有一颗 子弹击中了他的大腿。苏联人将劳曼简单包扎后便送往附近的战地救护站。当晚，劳曼与其他战俘一起睡在了一个肮脏的羊圈里。劳曼说，“我遇到的都是温和的苏 联士兵。能落入他们之手，我感到很幸运。”然而，这种幸运感并没有持续多久。

次日早晨，劳曼看到了恐怖的一幕。一名苏军士兵在春天和煦的阳光里，正与一只金黄色小鸭子快乐地嬉闹着。然而，当集合号响起时，那名士兵竟将小鸭子 狠狠地摔在地上，并用靴子后跟将其活活踩死。对于劳曼来说，这是永远无法忘却的瞬间。“我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这一幕的主角竟然真的是一名俘获我的苏 军士兵。我真的无法描述当时的心情。我从最初的震惊变成了警醒，提醒自己要小心翼翼地与这些人相处。我决定从那天起，要尽量顺从他们，避免遭受那只金黄色 小鸭子的悲惨命运。”

劳曼被送往波兰瑞波仁市一家医院治疗。这家医院负责120名囚犯的管理与治疗。“我们所有人都是伤病员。在这里，我们的伤病也在一天天地不断好转。 ”医院的护士经常像命令士兵一样，要求战俘们干各种差事，比如协助将重伤员推进手术室，清洁地面，焚化尸体等其他重活、累活。劳曼意识到，这家医院对他来 说更安全，说不定还是他能活下去的机会。于是，劳曼有意识地努力提高自己的俄语水平，并成为一名俄语翻译。“我不会放弃任何与俄罗斯人谈话的机会，我一直 在努力学习。”

然而，其他一些战俘却并不愿意配合。一天傍晚，一名德国军官和他的士兵拒绝打扫医院卫生。他们声称，这种在晚饭后还强迫战俘劳动的行为违反了《日内 瓦公约》。劳曼与一些顺从的战俘开始打扫卫生，而那些反抗的战俘，包括那名德国军官随即被扫地出门，送往劳改营。有意思的是，这次事件也变相地改善了医院 对战俘的待遇。“医院的犯人数量也因此减到了30多人。犯人们的生活也更加平静了。我们的食物也更充足了，质量也有所改观；床铺被褥也足够温暖、舒适了； 有时我们甚至还可以看一些书。”

1945年10月，医院的一名俄罗斯少校告诉劳曼，他们将被遣返回家。当少校问劳曼是否愿意与这些纳粹党卫军一起被遣返时，劳曼答道，“为什么不呢？他们也有自己的家，他们也有权利回家。”少校其实知道劳曼原来也是纳粹党卫军，刚才只不过和他开个玩笑。

1945年10月13日，劳曼收到了释放通知书。他和一位朋友一起离开了医院，向西部家乡方向前进。10月18日，他们抵达了已被战火破坏得只剩残 垣断壁的柏林。但是他们还要前往法国，因为他的朋友是法国人，必须回法国办理正式手续。然而，当他们到法国军警局上交档案时，却被戴上手铐关了起来。

当得知劳曼是前纳粹党卫军士兵时，法国当局将劳曼和他的朋友投入了泰格尔监狱单独监禁并分别审问。在这间狭小的监室里，孤独和缺少锻炼成了劳曼不得 不重新面对的新问题。“我无法与隔壁狱友交流。我在这里所能看到的，只有这个窄小的格子。日复一日，不知何时是个头。我们在监狱里的食物少得可怜，只有等 待死亡。但还算公平的是，即使是监狱外面的自由人，也是食不果腹。在最初的九个月里，身高6英尺的我，体重竟然降到了103磅。我的心情极度低落，精神也 萎靡不振。”

在绝望之中，劳曼暗暗制定了一个计划，要引起典狱官的关注。他经常以头痛为名，向监狱医院索要阿司匹林并藏于他的监室里。当监狱方面查获了他的药品 时，卫兵要求劳曼给出解释。劳曼便歇斯底里地大叫，“我要自杀，看着我！”这一策略终于见效了，法国当局最终同意劳曼可以与其他犯人交流，并在厨房里给他 安排了一份工作。“虽然在忙完一天的工作后，我还是不得不返回我那间小监室，但是我的精神和身体还是很快得到康复。”

1947年2月19日，劳曼终于获释了，当时他年仅23岁。“我终于得到了自由，回到了这个混乱的战后世界。我终于可以自由地独立生活了。”但是，直到多年后劳曼和他的家人才得以最终团圆。

要会鸡鸣狗盗，更要有手艺

鲁迪·简森则是在英国军队中渡过了自己的战俘生涯。1943年初，年仅17岁的简森由一名乡村少年志愿入伍服役，随后被召入纳粹党卫军。1944 年，简森作为一名通信兵随一支装甲部队开赴东部前线。1945年初，苏联红军开始攻进纳粹德军控制区。苏军由北方攻入，将德军阵线分割成了东西两部分。

简森和他的部队被围困于东部地区，遭到了苏军持续多日的猛烈炮击。德军节节后退，被迫撤往但泽湾。但是上级仍然指望简森所在的部队能够完全突围。简 森回忆道，“当时真实的感觉就是我们即将战败。”那些早期突围成功的幸运儿已被安排到但泽湾附近，虽然仍处于苏联红军的炮火下，但已脱离被俘虏的危险。由 于在战斗中大腿严重受伤，简森突围后被快艇送往罗斯托克。“经过多日治疗，我的身体逐渐康复。但是，突然有一天，医生跑到我们病房告诉大家苏军就要打过来 了，要我们立即想办法转移。”简森和五名战友赶往附近的车站，爬上了一辆西行的货运列车。火车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停下后，简森与一位伙伴跳下火车，徒步前 行。他们终于在5月3日抵达了德国吕贝克。

由于简森的伤势并未完全康复，他不得不再次入院，但医院方面告诉他需要在候诊室等待。简森决定先返回特拉沃处理掉身上的手枪和工资本。当他返回医院 住院时，听到了战车的声音。英国军队已经攻了进来。在搜查完武器装备后，英军要求医院中的德国军人等待进一步审查。“晚上，一名英国军官以非常流利的德语 告诉我们，医院已没有病房可住，英国方面将尽可能的保障我们。当天夜里，英军拉来一辆列车，将我们所有人都塞入车厢并锁上了车门。站台上到处都安排了卫 兵。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囚禁。第二天，我们被转移至一家旅馆。”

几天后，英军将纳粹党卫军士兵从犯人中单列出来，并将他们送往汉堡附近一个新解放的集中营。简森当然也在这群人中。简森说，“在那里，我们的囚徒生 涯真正开始了。这里的条件非常恶劣。当时正是五月中旬左右，天气还比较冷。我们没有毛毯，只能睡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不时会把我们叫去审查，虽然不一定每 天都有。我们没人会讲英语，而看守我们的卫兵也都不懂德语。我们之间根本无法交流。”

十天后，他们被送往德国最北地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那里同样没有住宿的地方。简森回忆说，“我们当时就睡在农场的一栋建筑物内，以干草为 铺。地板到处都是坑坑洼洼，崎岖不平；屋顶仅用一些树枝和草皮覆盖。我们已被他们遗弃，只能自给自足。我们需要很多食物，我们不得不抢夺我们所能获得的一 切，否则肯定会被饿死。盗窃已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我们也经常到农场里抢夺马铃薯。玉米地里到处都是我们剥落的玉米皮。我们中大多数人都幸运地活了下来。 ”

有一天，农场来了一队英军士兵并宣布要从战俘中征召志愿者。简森递交了自己的申请，很快被安排了一份文员工作，主要负责处理遣送档案。很显明，那些志愿做农活或食品加工的人可以获得优先遣返权。

1946年初，简森的文员生涯终于结束。他随后又被塞入一辆列车车厢，开始了颠簸的旅程。“我们不知道将被送往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达。最 后，列车终于停了下来。我们发现竟然到了比利时。我们所有人都被赶下火车，送往一个叫博坎的战俘营。这个战俘营被分为多个监区，每个分区大约有6000名 战俘。我相信，整个战俘营有将近3 6000名战俘。那里的条件也非常恶劣，我们经常挨饿受冻。”

4月6日，简森与一帮战俘又被送往英格兰。在一个临时战俘营，他们终于获得了充足的食物。“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个度假野营地。我们可以吃我们喜欢的食品。我们已经长期营养不良了。这真是不可思议。”

在英格兰，战俘们为英军做各种差役。简森认为，这种待遇不仅可以接受，甚至可以说是相当舒服了。“在不同时间，在不同的战俘营，战俘们都需要各种不 同的生存技巧。要是你有一门手艺，你会发现你比较忙。如果你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你有可能会被安排当一班之长，甚至是更重要的翻译职位。这可是一项热门技 艺。”

1948年是简森战俘生涯的最后一年。在英格兰战俘营，简森成了一名农场劳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还可以穿着平民衣服。坐在英格兰乡间马车上，说着 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简森感觉自己已完全融入了当地社会。1948年圣诞节，简森返回德国时，他又收到了一份战俘救助金。此后，他再次回到英格兰继续他的 农场劳工生涯，并于1949年结婚。

对于简森来说，虽然在早期经历了许多艰辛与耻辱。但作为一名战俘，他的战俘生涯与其他战俘们相比可以说是最快乐的。

遭到被占地区人民唾骂的德军战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