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前指在机动过程中发生了一起鲜为人知的事故，幸而父亲及时发现，才避免因事故而引起的严重后果。

罗帅去世20年后，在后人为他撰写的《罗荣桓传》中对此事曾有过简单的叙述：“……开进中在道里江桥发现国民党的潜伏电台，火车又向东南开到拉林车站，然后突然掉头北返，过三棵树江桥向哈尔滨开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奇怪的行车路线？既然是中央命令东野指挥机关迅速南下锦州，为什么已发现敌情还不迅速摆脱，却在哈尔滨周围来回折腾，反而增加了东野指挥机关暴露于敌的危险？其实罗帅并不了解实情。

按父亲的话：严格地说，那应该算是一次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事故。了解这件事情真相的人很少，后来一些说法都是不准确的。

辽沈战役期间，前方指挥所的组织工作由参谋长刘亚楼统管，“前指”专列的编组和行车计划由哈尔滨铁路局统一调度。

由于当时长春、沈阳几个要点尚在国民党军占领中，为了行车安全和隐蔽战役企图，火车必须绕道运行。按计划：“东野前指”的专列由双城出发，到哈尔滨后沿滨洲线向西北开进。到齐齐哈尔南面的昂昂溪掉头南下，经白城子、双辽、再往西南下阜新，然后转乘汽车去锦州前线。

9月30日晚11点左右“东野前指”专列离开了双城。为了防备敌特破坏，专列行动计划高度保密，哈尔滨局只知道有一列普通列车由双城发往哈尔滨。

辽沈战役开始后，繁忙的军运使哈尔滨局的调度显得有些忙乱。由于事先没有交接清楚，专列午夜到达哈尔滨稍作停留，进行例行检测后，调度室竟将专列发往吉林方向。

专列向哈尔滨东南方向行驶了近三个小时，停在一个车站等待交会。此时已是凌晨，专列上的人们早已进入梦乡，但父亲尚未入睡，大战在即，作为指挥机关的工作人员，上车布置好作战室和处理完林、罗、刘首长交办的工作，许多重大事情都 需要在脑子里过一过。见到停车，父亲便下到站台上踱步。走到一块站牌下，借着昏暗的灯光抬头看了一眼，站牌上赫然两个大字“拉林“映入眼帘。熟悉东北地形 的父亲大吃一惊！这和原来的行车路线整相反啊！要继续走下去，向东：经五常、舒兰、蛟河、安图后进朝鲜了；向南：经永吉、磐石、梅河口便直插敌人重兵占领 的长春、沈阳。这不仅与原行车路线背道而驰，而且会给“东野”指挥机关带来重大危险。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和军委十二道金牌令“东野”指挥机关南下锦州，即 使天亮后发现走错了路，再去纠错，耽误了执行命令的时间，这漏子可捅大了。

父亲急忙上车推醒了刘亚楼参谋长，刘亚楼得知走错了方向也急眼了，叫父亲赶紧想办法。这时他们看到不远的叉道上有一列等待交会前往哈尔滨方向的列车，父亲急忙上前打探，得知是李天佑一纵后勤运送物资的列车。父亲将负责押车的后勤副部长带到刘亚楼处。刘亚楼命令：一纵列车原地待命，车头挂上专列返回哈尔滨。如上面追究，刘参谋长负全责。这样，一纵的车头挂上专列向哈尔滨急驰而去。

天刚放亮，专列在平房车站被拦堵，哈局派来的“毛泽东号”机车头已在此迎候。想必调度得知放走了专列，肯定吓得不轻！车头挂上专列后，按原定路线急驰而去。天亮后驶过松花江三棵树铁桥……

此时刘亚楼忐忑不安地来到林彪处，见林彪正在对着地图沉思。

林彪见刘亚楼在门口探头探脑的便问道：“火车到哪里了呀？”刘亚楼急忙打马虎眼答到：“快了，快了，早过松花江了。”可能是大战在即，林彪有更多的事情要去思考，因此没有更多追问。

这个秘密只有刘亚楼、父亲和哈尔滨铁路局的当事人知道，其他人都蒙在鼓里。五十多年后，父亲才对几位老同志提及此事。父亲说：“反正辽沈战役打胜了，这事也就不算问题，知道的人又极少，没必要再去说清楚，已经写到书上的东西更没必要去更正了。”

　　万历十五年(公元1588年)农历十二月七日，六十岁的戚继光突然发病，病急且重，很快进入昏迷状态，十二月八日便离开了人世，这一天也是中国人传统的腊八节... ...

　　一代将星陨落，但戚继光为明帝国留下了他用毕生精力操练的军队和练兵的纪要，戚继光在任时，曾经有将全国的百万明军由他重新轮训的设想，没有被朝廷批准，再次上书请求将九边的数十万边防军轮训，再次遭拒，最终戚继光只是训练了千里边防上的数千名中下级军官，戚继光寄希望于这些受训过的军官能起到类似教导队样的作用，在基层军队里贯彻他的训练作战思想，作用也的确起到了，无论是从东南抗倭时就跟随他，还是镇守蓟北边防时跟随他的一批军官，后来都成为了万历年间明军的栋梁。他训练过的军队更是如此，在万历三大征中，都是在相持不下，或者明军连败的颓势中，只要浙兵一到，战场形式立刻改观，浙兵也往往是第一个直捣敌人巢穴的部队----南兵或者浙兵是史书上对民间所谓戚家军的称呼，戚家军是民间百姓对这支部队的爱称，但它不是戚家军的私兵，它属于朝廷的募兵，一般以兵源来自的地域称呼。

　　在公元1592年的抗日援朝战争中，原浙江兵为主的老戚家军和被戚继光整训过蓟辽军，成为了这场战争中明军的主力，攻克牡丹峰，收复平壤，都是浙兵部队第一个攻上日军阵地，攻打平壤时，年过花甲的戚家军老将吴惟忠左肋中弹，血透衣甲依然站在最前沿指挥，倭寇时代就对戚家军胆寒的日军，在平壤大战中更是被吓破了胆，收复汉城时，浙兵先头部队千余人马，刚到汉城城下，数万日军竟紧闭城门不敢出战。朝鲜的史书上处处可见对浙兵的赞誉。

　　2、萨尔浒的悲剧

　　公元1618年，女真酋长、身为明朝二品龙虎将军的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在抚顺边将汉奸李永芳的协助下连克抚顺、清河等城，歼灭进剿的辽东总兵张承荫部，明廷举朝震动。万历帝征调全国的精锐部队和身经百战的总兵赶赴辽东，打算直捣努尔哈赤的老巢赫图阿拉，毕其功于一役。调集的部队基本是援朝战争的翻版，总兵也大多是参加过三大征尤其是援朝战争的将领，但问题是自戚继光之后，明朝不乏直接带兵的总兵，但始终缺少统帅级的人物，这次进剿的统帅是已经退休的文官出身的---杨镐，整个朝廷中提调统帅过数路大军10万以上人马的最高官员只有他了，杨镐在援朝战争中的表现可谓毁誉参半，一方面在中日和谈时，他用了各种计策离间扰乱了日军，但在指挥蔚山战役时遭到大败。大败的悲剧很快又一次在杨镐的手里上演了，10万明军兵分四路，杜松率领主力3万人马从东路进兵主攻，李如柏南路吸引敌主力，马林从北路侧击，川军老将刘綎从东路攻敌侧后，但是刘綎与杨镐在朝鲜战场结下过梁子，杨镐将各地的募兵、客兵和配合作战的朝鲜军，这些最弱又不好指挥的部队全给了刘綎，刘綎并不以为然，他在等地方部队中最强的两支部队的到达----他们是川东女将秦良玉的白杆兵和戚继光侄子戚金率领的浙兵。但杨镐连续催促刘綎进兵，刘綎已经预测到了失败的结局，但他还是说“俺亦受国厚恩，以死自许”，毅然率领这队弱旅提前进兵，在这支部队里先到达的一部分浙兵成为了主力先锋。

　　努尔哈赤正确判断出明军的主攻方向，采用汉奸李永芳的“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略，集中兵力发扬后金军骑兵机动的特长和连续作战的能力，先在萨尔浒歼灭了明军主力杜松部，后在尚崖间歼灭军事理论家马林所率的北路明军，明军的正规精锐部队基本全军覆没，此时南路的李如柏离赫图阿拉最近，李家在辽东驻守两代，对辽东地形最为熟悉，可是李如柏畏首畏尾进兵缓慢，努尔哈赤看出了他的怯战，完全不理会他，回师向东全力对付东路刘綎部。刘綎军一路上没有遇到强敌，复杂的地形是最大的敌人，作为前锋得浙兵连拔营寨据点、开路搭桥，逼近赫图阿拉，但可怕的是，此时刘綎对杜松马林两路的败亡完全不知情。在努尔哈赤利用杜松投降亲兵和缴获的号炮的引导下，刘綎进入了地形狭窄阿布达里岗，熟知明军的努尔哈赤知道这支军队里最强的浙兵善于摆鸳鸯阵队形，一旦结阵就会给对手造成大的伤亡，果然明军在这个只能单人单马走的山路上遭到了埋伏在高处的后金军的伏击，迎面而来假扮成杜松部明军的后金军，让前锋的浙兵放松了警惕，狭窄的地形又无法施展，该部浙兵经过奋战与他们的主帅刘綎全部战死。

　　3、誓死援沈

　　萨尔浒一战后，开原、铁岭也相继失守。明军精锐尽失转为守势。任辽东经略熊廷弼，以筑堡、军屯的坚守战略抑制了后金军的攻势，但天启帝即位后，便以其不进兵收复失地为由，罢免熊廷弼。又由一个不懂兵的文官袁应泰经略辽东。袁应泰打算再此征调10万大军进剿，各方准备还没有眉目，后金先发制人进攻沈阳，拉开了明清辽沈战役的大幕。八旗军直扑辽东重镇沈阳，沈阳城高池深，粮秣军器充足，如果坚守至少能到坚持到辽阳援军的到来。

　　此时一支明军已经在赶赴沈阳增援了，这就是川浙军团。当五天五夜的萨尔浒大战落下帷幕时，，刘綎一直盼望的川浙军团赶到了战场，但一切为时已晚，此后这支部队被作为一直机动部队驻扎在辽阳城外，部队的主帅是年近七旬的老将陈策，川兵带队的指挥官是总兵陈策，川兵中最强悍的当属土家族女将秦良玉的石柱白杆兵，这次出援沈阳秦良玉没有去，白杆兵由秦良玉的哥哥秦邦屏、弟弟秦民屏率领，浙兵的带队指挥官是副将戚金。

　　川浙军团虽然都是步兵，但两支军队相同严整的军纪和求战求胜之心，使他们仅用一天的时间便神速的赶到了沈阳城不远的浑河边，但还是来晚了。号称固若金汤的沈阳仅仅守一天便被攻破。沈阳守将何世贤、尤世忠都是身经百战的勇猛之士，但他们不顾敌情，因怒出城与敌接战，中了后金军的埋伏，双双战死，主帅一死城中无首，而新任的辽东经略袁应泰妇人之仁收留的上万蒙古饥民，成为了后金军的内应，斩关落桥让后金军攻入沈阳。

　　急行军而来的川浙军的救援化为了泡影，部队在浑河南岸停了下来，几位将领研究下一步的行动，周敦吉、秦民屏等几位年轻的将领激愤地说：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坚决请战。军事会议上陈策、童仲揆两位总兵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最终却做出了主动进攻的部署。这支不足万人的队伍，被分成了两个部分，周敦吉、秦民屏率领3000余人从浑河浮桥过河，在河北岸扎营迎敌，部队主力在南岸结阵驻扎，浮桥上手持白杆长枪的川兵向北岸鱼贯而去，几个时辰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将永远长眠在浑河北岸。浑河南岸，戚金按照戚继光和俞大猷两位前辈军事家留下的军事操典，指挥士兵迅速摆开明军著名的车阵，一场血战即将打响…. ….

　　4、戚金家世

　　这里不得不说一说戚金。明史里没有他的传记，只能从别人的传记里和戚家家族的记载中寻找他的事迹，他是戚继光的侄子，史书上对他最高的评价是 “练兵颇有（伯）父风”，说到这，很多人不禁要问，戚继光的亲生儿子呢？难道真的如流传很广的传说和地方戏中所说的“戚继光斩子”里说的那样，戚继光将违令出战失利的儿子军法从事了么？不然，这是发生在戚继光东南沿海抗倭时期的事情，而此时戚继光的第一个儿子还未出生，那么这个被斩首的儿子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答案只有一个，这是他的军中义子。古代的军队常常要靠私恩维系，同龄人、同僚之间一般学桃园结义，而上下级和两辈人则往往是拜干亲，这种习气一直持续到1949年前的国民党军队。对义子都不留情，也足见戚继光治军的严整。戚家的晚辈只有戚金从年少时就作为亲兵跟随伯父戎马倥偬，他耳濡目染了伯父训练指挥，基本上算是戚继光正牌传人，后来戚金跟随伯父又去了蓟北戍边击蒙古，并长期担任浙军的作训主官，以后又随浙军入朝与日军作战，收复平壤时，戚金身先士卒第一个攻上城墙，因战功做到了副总兵。回国后，做了一段时间江南吴淞总兵，因病辞职回乡。但是他没有回登州。而是去了先祖居住的安徽定远，他的这一脉被称为戚家定远派。

　　戚家的先祖戚祥以十几岁的年纪，在家乡安徽定远参加了元末的红巾军大起义，成为了郭子兴和朱元璋的革命队伍里的一名战士，在近三十年的征战中屡立战功，官至应天卫六品百户，此时明朝的统一大业即将完成，元朝的势力被驱逐回了草原，而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还有一支强劲的元朝蒙古边防军，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明军集中了精锐挺进大西南对元朝展开最后一战，在云贵高原的红土地上，在滇池湖畔，战斗进行的极为惨烈，统率数千军马的戚祥也身先士卒，当一支利箭射穿了他的胸膛，使他轰然倒下时，他为家族带来了荣耀，也为王朝铸就了脊梁。明朝廷追念他的功绩，授其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戚斌背负着父辈用生命换来的荣华，带着沉重感上任了。这种沉重感也成为了家族传统，使这个家族没有像红楼梦里的贾家那样沉沦成纨绔。朱元璋也没有想到，他仅用了一个不大的世袭官职，就使一个勇武的家族忠心耿耿了有明一代，并使王朝懦弱的继任者们有了一个可依靠的国之干城。

　　戚继光是中年得子，他的儿子基本没有受到过他军事上的教诲，戚金则成了戚家勇武的继承人，但戚继光的亲子作为长子一脉，荫承了家族的封号爵位。而戚金辞官后，解甲归田隐居乡里，当辽东边事甫起，戚金便向朝廷主动请缨，重新用伯父的整训方法组织起一支戚家军。

　　5、血战北岸

　　回到浑河战场。此时，沈阳城下的后金军吃惊的看到一队武器装束奇特的明军步兵向他们迎面冲锋，努尔哈赤并没有轻敌，立刻派出了凶悍的正白旗部迎战，由于在以往与明军的野战中都是一边倒的屠杀，正白旗军并没有将这一队明军放在眼里，但两军一接触，后金的骑兵就被白杆川兵的长枪戳的人仰马翻，并且一旦落马，川兵便拔出腰刀乱砍，很快正白旗就败下阵来，努尔哈赤立刻又派出了他亲自掌握的正黄旗，但很快又遭到了正白旗同样的败绩，两轮攻击竟使后金军伤亡了两千多人。努尔哈赤一筹莫展时，汉奸李永芳禀报说他已经用重金收买了几名被俘的沈阳城明军的炮手，从沈阳城头发炮完全可以覆盖整个白杆兵的阵地，正当白杆兵列队准备迎战八旗兵的新一轮进攻时，沈阳城上的炮弹落在了他们的队伍里，后金军队一拥而上，终于冲垮了这只勇猛的川兵，川兵将领周敦吉、秦民屏战死，只有少数人冲过了浮桥回到了浙兵的浑河南岸大营。

　　至今的军史研究者无一不在诟病陈策等人不及时撤退，反而轻任下级的自杀式怒战，以及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错误的浑河分兵战术安排，而将它与明军一贯的分兵必败的痼疾相提并论。其实不然，这只明军实际上已经无法撤退了，后金军攻沈阳轻易得手，并不需要休整，马上就能做再次攻击，加上其骑兵的机动性，如果这支明军撤退立刻就会变成大溃败，他们只能停下来与敌打着一仗，同时陈策他们知道，在他们之后还有三位总兵率领3万明军援沈，坚持到他们到来，或者坚持到天黑，趁夜幕的掩护向后续部队靠拢才有生的希望。

　　同时，敌人的进攻随时可以展开，而明军尤其是以火器见长的浙兵设置防御阵地尚需时间，面前的浑河却又不是能阻挡敌人天堑，因此必须派出一支人马主动出击，为主力布置车阵和构筑工事争取时间，陈策肯定向过河的部队下达过，一旦南岸阵地巩固立即撤回的命令。而从过河的白杆兵的战绩上看，他们应当能过完成北岸滞敌的任务。但是，战场形势无法预料，给他们致命一击的不是后金军，而是他们曾一心救援的沈阳同袍。

　　6、浑河落日

　　浑河南岸，浙兵车阵已经构筑完成，车阵是戚继光、俞大猷在北方防御蒙古鞑靼时期，摸索出的一套用步兵尤其是火器步兵对付骑兵的行之有效的战法，战车在行军时可以装载粮草、兵械、军火，驻扎时可围起做营寨，防御时车围成环形防御阵地，将火炮架在车上，同时士兵以车为掩体，释放火铳火炮，在与蒙古和日本作战时，车阵都发挥过重大作用。此时，明军摆开车阵，沉着应战。

　　后金军渡过浑河，从四面围了上来。并很快先以四旗的兵力从左翼发起进攻，骑兵冲击到300步时，明军浙兵的大口径佛郎机火炮首先开火，一个排炮齐射轰乱了后金军的进攻队形，冲击到200步，车阵内弓弩齐发，后金军仗着骑兵的冲击力和自身的凶悍，继续冲击到100步内，同时开始在马上弯弓射箭，但这100步内正是明军轻火器的火力范围，明军的火铳、火箭、小口径虎蹲炮以及其他名目繁多的火器齐射，后金兵纷纷落马，而且后金兵发现以往总结出来的明军火器“临敌不过三发”，三发子弹之后军阵就被冲破的经验在这支明军身上不灵了，车阵后边三列明军士兵有节奏的此起彼伏，使他们的射击总不间断，这正是戚家军训练有素的火铳三叠阵，但还是有凶猛的后金军骑兵，突破火力网冲击到了车阵前，此时明军中马上冲出手持戚家军特种兵器--铁狼筅的士兵将其刺倒，两轮进攻之后，后金兵坠马伤亡者达三千多人，努尔哈赤立刻变阵，将攻城用的防御火器箭矢的武器-楯车推了出来，东北地区宽厚坚硬的松木板做成的楯车，能阻挡明军的轻火器射击，后金兵改骑兵为步兵猫着腰跟在楯车后面，进到200步内，明军车阵突然闪开一角，用拉车的挽马组成的骑兵队冲了出来，又将后金的步兵一顿砍杀。

　　正当浙兵有条不紊的与敌周旋之时，后援的明军在朱万良、李秉诚等几位总兵的率领下开进到离沈阳十几里的白塔铺一带，而且其前锋成功的击退了后金的二百名斥候骑兵，这样浙兵军团忽现一线生机。但是这支明军却停下来观望战局，努尔哈赤抓住明军怯战的战机，派出皇太极向明后续援军发起主动攻击，皇太极军仅有数千人，却将3万明军打退数十里，这样后金军便一心一意全力准备歼灭这支失去后援和退路的明军浙兵。努尔哈赤下了死命令让八旗轮番饱和攻击，后金军队的这种死攻在弃尸累累之后，收到了效果，明军弹尽矢绝，车阵终于被打破。后金军突入车阵之后，浙兵立刻以哨为单位组成鸳鸯阵，与敌展开惨烈的肉搏，每个队形中狼筅手、藤牌手、刀手相互掩护配合与敌鏖战，特别是浙兵使用由凶猛的日本刀改进而来的戚家刀，挥舞之处后金兵无不血肉横飞，但终因寡不敌众和连续两天的急行军以及激烈战斗造成体力不支，浙兵不断的倒下，总兵陈策斩杀了十几个敌人后，也倒在了血泊里。此时总兵童仲揆想趁乱撤离战场，戚金一把拉住他的马说：“大丈夫报国就在今日”，童仲揆立刻和戚金一起又翻身杀入战场，战至傍晚，仅存的几十名浙兵战士将戚金、童仲揆围在当中，他们的鸳鸯阵式依然不乱。让我们想一下戚家军这悲壮的最后一幕吧，残阳即将落下，最后的余晖将天地与浑河映成一片血色。后金兵四面围定，但善于近战的他们已经失去了与这仅存的明军做最后肉搏的勇气，万箭齐发… …

　　7、仁武千秋

　　川浙军团以牺牲近万人的同时，也使八旗兵付出了伤亡上万人的代价。无论是明朝的实录还是清朝修的明史中，无一不对浑河血战中川浙军团的勇敢大加赞誉，称此一战为“凛凛有生气”“时咸壮之”、“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

　　只有很少数先期突围和辽阳留守的浙兵幸存，明廷派员来抚慰劳军，问这些浙兵有什么需要和封赏，这些浙兵竟然流着泪说，不要赏赐，请把他们编入其他部队，他们要给戚金等主将报仇。朝廷大员们都不得不唏嘘赞叹说，这些普通的士兵竟都有国士之风。在不久之后的辽阳之战中，这些战士亦全部战死。

   精于研究戚继光战法的登莱总兵张可大，后来虽有心重建浙兵，但他和他刚成立的数百人浙兵部队最终覆没于孔有德之叛中。后来，浙兵的主要征召地--义乌、宁波的县令上书，说国家连年征战，因浙兵善战，不断地被征召和伤亡，此地的男丁已经十去七八，崇祯皇帝终于开恩，不再从这些地区招兵。自此，浙兵、戚家军、以及与他们有关的鸳鸯阵、狼筅等等一切，全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

　　明朝愚蠢的统治者和士大夫们，并不知道不是因为浙兵善战，是戚继光的纪律、练兵与战术将这些身材并不强壮的浙江人训练成了勇武者，戚继光用自己毕生的经验与心血写成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就是给后人留下的军事宝典，他知道帝国的军队一直由不知兵的文官掌管，但只要按照这两本将训练、行军、作战的方法写的无微不至的书行事，至少不会盲人瞎马。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有此两本教科书般的军事著作之后，再配以《孙子兵法》等谋略书籍，文人掌兵基本可以成为现实。

　　明亡清兴，清朝统治者对戚继光的著作虽然没有列为禁书，但基本上不推崇不出版，但民间却将戚继光著作中实用性强的“军体拳”发扬光大，洪拳、南拳、太极拳中都可以见到戚家军拳的影子，戚家刀更是以苗刀之名流传下来，在近代与日本人的作战中继续斩杀着倭寇的首级。当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人因为很少遇到海上来的敌人，不知所措中想起了前朝名将戚继光层打败过海上来的倭寇，为了学习这仅有的经验，戚继光的著作再次大行其道。而当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清廷无能征之兵，允许汉族文臣招募私兵民团，毫无军事经验的曾国藩完全照搬戚继光的著作，竟然就训练出来一支能横行一时湘军，慈禧太后曾很吃惊地说，几个汉人文官凭着几本书竟然就能打仗。

　　到了近代，教师出身的毛泽东最初的的军事思想同样师承戚继光，他以扬弃的方法继承发展了戚继光的兵法，尤其是发扬光大了戚继光兵法核心内容的以纪律维系军队，对百姓秋毫无犯，在军队中建立一种统一的道德和信仰思想，戚继光梦想中最高境界军队所拥有的道德高尚、凶猛顽强、纪律严明、装备精良，也都继续被当代的中国军队所继承发扬。

　　沈醉回忆说，解放前夕，蒋介石逃往台湾之前，关于张国焘何去何从的事向毛人凤授意，留大陆似还有些作用。毛人凤受主子之令，亲自把张国焘叫到家里设便宴招待，要沈醉作陪。

　　性子急躁的张国焘首先提出要去台定居。毛人凤先是委婉地对他说:“希望你留在大陆暂不要走，这不只是我的意思，而且是‘老头子’亲自决定的。” 张国焘满面愁容回答说:“我已考虑过了，现在再也不想干什么，只希望到台湾找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当普通老百姓，写一点东西。”毛人凤却不敢违抗主子的旨意， 一再劝他留下来，并说，“经过多方研究、分析，共产党是决不会杀害你的。留下后，便能在共产党内有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作用要大，效果更 佳。”说罢两眼直盯在张的脸上。

　　张国焘低头沉思良久不语，然后抬起头来，脸色十分难看。可以猜定，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痛苦的。他知道，毛人凤的话虽不是命令，但也不是好拒绝的。

　　张国焘心中抱定主意，无论如何决不能留下来。他鼓足了勇气，用低沉的声音对毛人凤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毛泽东决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和斗 肯定是少不了。我年岁大了，听听几个老同事批评，我还可接受，落到那些年轻人手里，我实在受不了。人总是要面子的，这些人会给我面子吗？说不定还要受皮肉 之苦。”

　　一个要留，一个不从，僵持很久。最终张国焘与毛人凤不欢而散。临走时，毛人凤向他示意:“我可以直言相告。如你不愿留下，台湾是不欢迎你去的。”张国焘没有回话，就夺门而去。

　　他走后，沈醉问毛人凤:“为什么要让他落入共产党之手？”毛人凤反问道:“过去他就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出什么呢？”

　　进退两难的张国焘不去台湾，又能去哪里呢？何处是他的安身之地？

　　1949 年，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终于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强大进攻面前土崩瓦解。南京总统府插上了五星红旗。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及国民党要人，为了在台 湾维持偏安局面，一面通过外交手段希望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一面忙着收拾残局，安定地方，并为“反攻大陆”做一切准备，再也没有想起张国焘的事。张国焘这 时才真正感到被人唾弃的滋味。他只好厚着脸皮向蒋介石求情，蒋勉强答应了他的要求。

　　张国焘到台北后，国民党政府既未给他安排工作，也未过问他的生活，根本忽视了他的存在。

　　垂头丧气的张国焘只好自己支撑起一家的生活重担，为生活而忙碌。他一家先是住在南阳街的一个招待所内，后来发现住招待所多有不便。为了生计，张 国焘有恢复《创进》的打算，便在北投一家温泉旅馆的附近弄了一栋房子。正当张国焘买好材料，请来工匠准备将房子装缮时，忽然，一天来了两个自称是东南军政 长官公署的人，找到张国焘，告诉他这座房子他们早就租赁了，命令立即停工。

　　张国焘本想以自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名义压一压来人的霸气，不料这两个人并不吃这一套，反而态度强硬地说:“不管你是国民党中委，房子我们要定 了！”被逼无路的张国焘，顿时老泪纵横，一时气得如牛吼一般。据毛人凤说，张国焘因这次受气而大病一场。从此，曾是中共要人的张国焘便日落西山了。

毛泽东是个典型的国土捍卫者。但是，1949年他接手的是一个山河破碎的旧中国。由晚清而至于中华民国，这中间中国有太多的土地丢失，有太多的主权丧失。对此，一个积弱的国家，能有多少力量在土地问题上发出强大的声音呢？

1949年的年底，毛泽东的访苏行程终于确定了下来，并且成行了。他到苏联后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要面对 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问题，因为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署了一份《关于对蒙古问题的照会》文件，并于同年11月在蒙古进 行了所谓独立的“公民投票”，外蒙古独立，已是一种不争的事实。而按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政府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过去旧中国的一切国际协 定与条约都不予承认。那么，蒙古在苏联的掌控之下，能够例外吗？或者能够收回吗？如果坚持要“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与苏联展开谈判，中国的东北问题如中 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等问题，能在与苏联人的谈判中顺利获得理想的结果吗？

这是一场国家、民族间的利益博弈，但双方力量对比，清清楚楚。毛泽东想收回东北的一切权益，也想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但斯大林也既想继续保持在东北的利益，又要求外蒙古是他可以掌控的与中国间的国土屏障和可控力量。

这样，两个场面上“友好”与“团结”的国家，背后计算的都是自己的利益以及利益最大化。中国只是想收回自己曾经的东西，苏联认为这东西在我的手上，他就不是你的东西。

终归是要摊牌的，双方只有相互妥协。其实各自的底线都确定了：中国以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换回苏联人从中国 的东北土地上全部回家去；而苏联则以在苏美之间已经形成冷战状态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将中国纳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借以控制和影响亚洲局势、用来对抗 美国的战略安排为基础和出发点，与中国结成同盟。斯大林的算法是：从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战略目标比较起来，苏联在东北的经济利益是其次再其次的东西了。

但即使双方底线确定了，且互换了关于蒙古问题的照会，同时也商量好了由苏、蒙、中就蒙古问题各发一个声 明。但毛泽东还是心有不甘。因此，在苏联和蒙古发出外交部声明后，毛只是以胡乔木的名义，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一个谈话。这事，让斯大林很不痛快，为此，在 与毛的见面时抱怨了很长时间。毛泽东只是听着，郁闷着，“一言不发，生了闷气”（《我做毛泽东贴身卫士十三年》）。

由于这些棘手问题的一揽子解决，签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的毛泽东就要回国了。告别住了二个月的 莫斯科时的情景是感人的，毛泽东依依不舍地与为他服务了两个月之久的苏方人员表示了诚意的感谢，并送给他们一些丝绸类的礼物。回国途中，苏方的安排也是很 周到的，毛泽东因为签署了大的协议、条约而心情愉快。一路上，大家谈笑风生。在列车奔驰在苏联辽阔的大地上时，沿途每一个城市，苏联人都安排了盛大的接 待，城市也全部对中国客人开放，让其参观。毛泽东也是每到一地，都下来参观走访，情绪饱满。以至于在经过一些山区时，毛泽东兴趣十足地数起火车穿过的山洞 数来，而且计数与卫士们、还有陈伯达的基本一致，只是别人的都是40个，毛泽东数成了41罢了。

车入伊尔库茨克，很快就见到了贝加尔湖。湖太大了，以至于列车沿着湖边行走了几个小时之久。毛泽东望着 深蓝的湖水，先是认真的欣赏着，蓝天下的湖，湖中倒映的天，无一不让毛泽东陶醉其间。但看着看着，毛泽东的情绪起了变化，一种不安与痛楚浮现在他的脸上。 他突然问起随同而来的陈伯达来：“陈夫子，你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吗？”

陈伯达未加考虑就回道：“布利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首府是乌兰乌德。”

毛泽东听了，有些不高兴地说：“我是问你历史上这是什么地方？”

也不知道是陈伯达没有听懂，还是他确实不知道历史上这是个什么地方，他只是吞吞吐吐地再一次重复道：“是乌兰乌德。”

毛泽东站了起来，显然是生气了。他对陈伯达大声地说：“我还不知道这是乌兰乌德吗？”

说话时，火车已经进站了。师哲领着当地党政领导来见毛泽东，苏方的领导人恭恭敬敬地邀请“尊贵的客人， 毛泽东同志下车休息”。事实上，当地为迎接毛泽东下车休息已经做了长时间的准备了。毛泽东一改此前每站必下的惯例，未加思索就断然挥手拒绝苏方的要求，并 对汪东兴喊道：“开车，让立即开车！”

这是毛泽东在苏联全境的回途中，唯一没有下车的地方。

正在人们疑惑不解时，毛泽东再一次问陈伯达：“我是问你，这是个什么地方？我是问历史上这是什么地方。 明白吗？”陈伯达木讷着，无言以对。毛泽东像憋了一口恶气，对着陈伯达道：“请记住：这个地方，历史上叫乌金斯克。原来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居民基本上都 是蒙古人，也有汉人。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苏武曾经牧羊的地方！”

苏武，汉朝人。

苏武牧羊

苏武（公元前154年-公元前73年）。

匈奴自从给卫青、霍去病打败以后，双方有好几年没打仗。他们口头上表示要跟汉朝和好，实际上还是随时想进犯中原。

匈奴的单于一次次派使者来求和，可是汉朝的使者到匈奴去回访，有的却被他们扣留了。汉朝也扣留了一些匈奴使者。

公元前１００年，汉武帝正想出兵打匈奴，匈奴派使者来求和了，还把汉朝的使者都放回来。汉武帝为了答复匈奴的善意表示，派中郎将苏武拿着旌节，带着副手张胜和随员常惠，出使匈奴。

苏武到了匈奴，送回扣留的使者，送上礼物。苏武正等单于写个回信让他回去，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件倒霉的事儿。

苏武没到匈奴之前，有一个生长在汉朝的匈奴人，叫卫律，在出使匈奴后投降了匈奴。单于特别重用他，封他为王。

卫律有一个部下叫做虞常，对卫律很不满意。他跟苏武的副手张胜原来是朋友，就暗地跟张胜商量，想杀了卫律，劫持单于的母亲，逃回中原去。

张胜很表示同情，没想到虞常的计划没成功，反而被匈奴人逮住了。单于大怒，叫卫律审问虞常，还要查问出同谋的人来。

苏武本来不知道这件事。到了这时候，张胜怕受到牵连，才告诉苏武。

苏武说：“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一定会牵连到我。如果让人家审问以后再死，不是更给朝廷丢脸吗？”说罢，就拔出刀来要自杀。张胜和随员常惠眼快，夺去他手里的刀，把他劝住了。

虞常受尽种种刑罚，只承认跟张胜是朋友，说过话，拼死也不承认跟他同谋。

卫律向单于报告。单于大怒，想杀死苏武，被大臣劝阻了，单于又叫卫律去逼迫苏武投降。

苏武一听卫律叫他投降，就说：“我是汉朝的使者，如果违背了使命，丧失了气节，活下去还有什么脸见人。”又拔出刀来向脖子抹去。

卫律慌忙把他抱住，苏武的脖子已受了重伤，昏了过去。

卫律赶快叫人抢救，苏武才慢慢苏醒过来。

单于觉得苏武是个有气节的好汉，十分钦佩他。等苏武伤痊愈了，单于又想逼苏武投降。

单于派卫律审问虞常，让苏武在旁边听着。卫律先把虞常定了死罪，杀了；接着，又举剑威胁张胜，张胜贪生怕死，投降了。

卫律对苏武说：“你的副手有罪，你也得连坐。”

苏武说：“我既没有跟他同谋，又不是他的亲属，为什么要连坐？”

卫律又举起剑威胁苏武，苏武不动声色。卫律没法，只好把举起的剑放下来，劝苏武说：“我也是不得已才投降匈奴的，单于待我好，封我为王，给我几万名的部下和满山的牛羊，享尽富贵荣华。先生如果能够投降匈奴，明天也跟我一样，何必白白送掉性命呢？”

苏武怒气冲冲地站起来，说：“卫律！你是汉人的儿子，做了汉朝的臣下。你忘恩负义，背叛了父母，背叛了朝廷，厚颜无耻地做了汉奸，还有什么脸来和我说话。我决不会投降，怎么逼我也没有用。”

卫律碰了一鼻子灰回去，向单于报告。单于把苏武关在地窖里，不给他吃的喝的，想用长期折磨的办法，逼他屈服。

这时候正是入冬天气，外面下着鹅毛大雪。苏武忍饥挨饿，渴了，就捧了一把雪止渴；饿了，扯了一些皮带、羊皮片啃着充饥。过了几天，居然没有饿死。

单于见折磨他没用，把他送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边去放羊，跟他的部下常惠分隔开来，不许他们通消息，还对苏武说：“等公羊生了小羊，才放你回去。”公羊怎么会生小羊呢，这不过是说要长期监禁他罢了。

苏武到了北海，旁边什么人都没有，唯一和他作伴的是那根代表朝廷的旌节。匈奴不给口粮，他就掘野鼠洞里的草根充饥。日子一久，旌节上的穗子全掉了。

一直到了公元前８５年，匈奴的单于死了，匈奴发生内乱，分成了三个国家。新单于没有力量再跟汉朝打仗，又打发使者来求和。那时候，汉武帝已死去，他的儿子汉昭帝即位。

汉昭帝派使者到匈奴去，要单于放回苏武，匈奴谎说苏武已经死了。使者信以为真，就没有再提。

第二次，汉使者又到匈奴去，苏武的随从常惠还在匈奴。他买通匈奴人，私下和汉使者见面，把苏武在北海牧 羊的情况告诉了使者。使者见了单于，严厉责备他说：“匈奴既然存心同汉朝和好，不应该欺骗汉朝。我们皇上在御花园射下一只大雁，雁脚上拴着一条绸子，上面 写着苏武还活着，你怎么说他死了呢？”

单于听了，吓了一大跳。他还以为真的是苏武的忠义感动了飞鸟，连大雁也替他送消息呢。他向使者道歉说：“苏武确实是活着，我们把他放回去就是了。”

苏武出使的时候，才四十岁。在匈奴受了十九年的折磨，胡须、头发全白了。回到长安的那天，长安的人民都出来迎接他。他们瞧见白胡须、白头发的苏武手里拿着光杆子的旌节，没有一个不受感动的，说他真是个有气节的大丈夫。

《苏武牧羊》原文——选自《汉书·李广苏建传》 作者:班固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1〕，兄弟并为郎〔2〕，稍迁至栘中厩监〔3〕。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4〕。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辈〔5〕。匈奴使来，汉亦留之以相当〔6〕。

天汉元年〔7〕，且鞮侯单于初立〔8〕，恐汉袭之，乃曰：“汉天子，我丈人行也。”尽归汉使路充国等。 武帝嘉其义，乃遣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9〕；因厚赂单于，答其善意。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余人俱〔10〕。既至匈 奴，置币遗单于。单于益骄，非汉所望也。

方欲发使送武等，会缑王与长水虞常等谋反匈奴中〔11〕。缑王者，昆邪王姊子也〔12〕，与昆邪王俱降 汉，后随浞野侯没胡中〔13〕。及卫律所降者〔14〕，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15〕。会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汉时，素与副张胜相知，私候胜，曰：“闻 汉天子甚怨卫律，常能为汉伏弩射杀之。吾母与弟在汉，幸蒙其赏赐。”张胜许之，以货物与常。

后月余，单于出猎，独阏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余人欲发；其一人夜亡，告之。单于子弟发兵与战，缑王等皆 死，虞常生得。单于使卫律治其事。张胜闻之，恐前语发，以状语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见犯乃死，重负国！”欲自杀，胜、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张胜。 单于怒，召诸贵人议，欲杀汉使者。左伊秩訾曰〔16〕：“即谋单于，何以复加？宜皆降之。”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17〕，武谓惠等：“屈节辱命，虽生，何 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刺。卫律惊，自抱持武，驰召医。凿地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惠等哭，舆归营〔18〕。单于壮其 节，朝夕遣人候问武，而收系张胜。

武益愈，单于使使晓武，会论虞常，欲因此时降武。剑斩虞常已，律曰：“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当死。 单于募降者赦罪。”举剑欲击之，胜请降。律谓武曰：“副有罪，当相坐〔19〕。”武曰：“本无谋，又非亲属，何谓相坐？”复举剑拟之，武不动。律曰：“苏 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20〕，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21〕，谁复知之！”武不应。律 曰：“君因我降，与君为兄弟。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

武骂律曰：“女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女为见〔22〕！且单于信女，使决人 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斗两主〔23〕，观祸败！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24〕。宛王杀汉使者，头县北阙〔25〕。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26〕。独 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 雪，与旃毛并咽之〔27〕，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28〕，使牧羝，羝乳乃得归〔29〕。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

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30〕。仗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积五六年，单于 弟於靬王弋射海上〔31〕。武能网纺缴〔32〕，檠弓弩〔伎33〕，於靬王爱之，给其衣食。三岁余，王病，赐武马畜、服匿、穹庐〔34〕。王死后，人众徙 去。其冬，丁令盗武牛羊〔35〕，武复穷厄。

初，武与李陵俱为侍中〔36〕。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单于使陵至海上，为武置酒设乐。 因谓武曰：“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故使陵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前长君为奉车〔37〕，从至雍棫阳宫 〔38〕，扶辇下除〔39〕，触柱折辕，劾大不敬〔40〕，伏剑自刎，赐钱二百万以葬。孺卿从祠河东后土〔41〕，宦骑与黄门驸马争船〔42〕，推堕驸马 河中溺死。宦骑亡，诏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饮药而死。来时，太夫人已不幸〔43〕，陵送葬至阳陵〔44〕。子卿妇年少，闻已更嫁矣。独有女弟二人 〔45〕，两女一男，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46〕，子卿不欲降，何以过 陵！且陛下春秋高〔47〕，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愿听陵计，勿复有云！”

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48〕，爵通侯〔49〕，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50〕，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勿复再言！”

陵与武饮数日，复曰：“子卿壹听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驩，效死于前！”陵见其至诚，喟然叹曰：“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沾衿，与武决去。陵恶自赐武，使其妻赐武牛羊数十头。

后陵复至北海上，语武：“区脱捕得云中生口〔51〕，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52〕。”武闻之，南向号哭，欧血，旦夕临数月。

昭帝即位〔53〕，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与俱， 得夜见汉使，具自陈道。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54〕，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 曰：“武等实在。”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55〕，丹青所画〔56〕，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 〔57〕，令汉且贳陵罪〔58〕，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59〕，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 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壹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颓。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 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单于召会武官属，前已降及物故，凡随武还者九人。

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师〔60〕。诏武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61〕。拜为典属国〔62〕，秩中二千石 〔63〕；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常惠、徐圣、赵终根皆拜为中郎，赐帛各二百匹。其余六人老，归家，赐钱人十万，复终身。常惠后至右将军，封列 侯，自有传。武留匈奴凡十九岁〔64〕，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

武来归明年，上官桀、子安与桑弘羊及燕王、盖主谋反〔65〕，武子男元与安有谋，坐死。初桀、安与大将 军霍光争权〔66〕，数疏光过失予燕王，令上书告之。又言苏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还乃为典属国。大将军长史无功劳〔67〕，为搜粟都尉，光颛权自恣。及 燕王等反诛，穷治党与，武素与桀、弘羊有旧，数为燕王所讼，子又在谋中，廷尉奏请逮捕武〔68〕。霍光寝其奏〔69〕，免武官。

数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与计谋立宣帝〔70〕，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71〕。久之，卫将军张安 世荐武明习故事〔72〕，奉使不辱命，先帝以为遗言〔73〕。宣帝即时召武待诏宦者署〔74〕。数进见，复为右曹典属国〔75〕。以武著节老臣，令朝朔 望，号称祭酒〔76〕，甚优宠之。武所得赏赐，尽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余财。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乐昌侯、车骑将军韩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 皆敬重武〔77〕。

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闵之。问左右：“武在匈奴久，岂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发匈奴时，胡妇适产一子通国，有声问来，原因使者致金帛赎之。”上许焉。后通国随使者至，上以为郎。又以武弟子为右曹〔78〕。

武年八十余，神爵二年病卒〔79〕。……

      二、朝鲜战争对东北亚局势的影响

朝鲜战争是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推行的冷战政策所结下的第一个恶果。　它对世界局势，特别是东北亚局势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一，加速了东北亚冷战格局的形成。朝鲜战争不是冷战的起因，而是冷战的恶果。但这场战争反过来又对东北亚冷战的加剧起了催化剂的作用。美国以朝鲜战争 为契机，为了牢牢控制日本这个东北亚反共基地，一切后果它在所不计，它加紧缔结对日和约，使日本早日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得力助手。在此之前，美国一直反对 过早地缔结对日和约，现在则急于媾和。１９５１年９月，在旧金山召开了对日和会。这次会议是在美国的一手操纵下，公然把作为日本侵略的最大的受害者和战胜 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国家中国排除在缔结对日和约的会议之外，而且在缔结和约的过程中，它既排除了苏联提出的任何提议，也没有同英国等西方大国进行充分协商， 并否定了亚洲大多数国家关于战争赔款等许多合理要求，匆忙缔结了对日和约。对此，周恩来曾于１９５１年９月１８日和１９５２年５月５日先后两次发表声明， 庄严宣布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和绝不承认非法的片面的对日和约。随后美日两国又签订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和关于实施安全保障条约的美日行政协定。上述和约和 条约明确规定了美日双方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相互关系，历史上人们把它称为“旧金山体制”。
在旧金山片面媾和之后，美国加紧策划和强迫 日本与台湾蒋介石集团缔结“和约”。１９５２年４月２８日，日本和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日本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和平条约》（即：“日蒋条约”），双方还建立了 所谓的“外交关系”。与此同时，１９５３年８月８日，美国同南朝鲜签订了《美韩安全保障条约》，终于把东北亚的军事同盟关系从日本扩大到了朝鲜半岛。
美国杜鲁门政府咄咄逼人的政治、军事攻势，是对朝鲜、中国、苏联的极大威胁。中国、朝鲜、苏联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加强了相互之间的合作。１９５０年２ 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形成了中苏两个大国的军事同盟，接着后来朝鲜同苏联和中国分别签订了《朝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 约》。从此，东北亚形成了美日韩为一极的和中苏朝为另一极的两极格局的冷战局面，使东北亚成为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
第二，朝鲜战争推动 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正当日本经济处于严峻的所谓“稳定危机”之时，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大量出兵朝鲜。这一战争为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 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一是日本外汇收入猛增。美国为了供应朝鲜前线军用物资，向日本拨出了大量加工订货和服务款项，在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共约２４亿美元。 到１９５６年为止，共约４０多亿美元。二是扩大了出口。朝鲜战争爆发后，各国政府为了防备新的更大战争，大量抢购物资，国际市场价格猛涨，使日本出口量明 显增加，如１９５０年下半年比上半年出口额增加５５％。三是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由于上述原因，国内消费增加，投资扩大，战后“稳定危机”时积留下来 的大量商品很快出售，生产随之上升，１９５１年国民生产总值已恢复到战前１９３４年的水平。在此基础上，日本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从１９５５年起经 济发展进入高速增长期，到６０年代后期，日本已跃居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因此，正如朝鲜问题专家、美国卡斯明格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朝鲜战争成 了日本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但是，值得我们提出的是朝鲜战争推动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还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复活创造了条件。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 为了建立对苏联“攻不破的藩篱”，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和影响没有进行必要的清算和限制，反而却积极扶植。其中１９５７年岸信介居然当日本首相是典型例子。 所以，时至今日日本对它过去的侵略行径仍在文过饰非，甚至歪曲侵略历史。如日本前法务大臣永野茂门说，“把那场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说发动那场战 争的目的是侵略，那是不对的。当时日本真心是想解放殖民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所谓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①⑤］。这对日本在世界的形象，特 别是它对东北亚国家之间的合作，产生着恶劣的后果。
第三，朝鲜战争加剧了冷战，推动了核武器竞赛。朝鲜战争后，美国抓紧时机落实以苏联为假想 敌、以全面战争为背景制定的“６８号文件”的基本精神，同时更加具体提出了研制氢弹、加速军队建设、大幅度提高军备等计划。根据这个计划，美国的国防费用 成倍增长。１９５１年，美国的国防费用已突破了５００亿美元大关。１９５２年美国的国防费达６００亿美元，比上一年又增加了２０％。１９５１年３月中旬， 美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热核试验。１９５２年６月，美国开始建造第一艘核潜艇，从而在核军备的道路上同苏联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与此同时，美国在朝鲜战争的 影响下，全面调整了自己的防御战略，以“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战争边缘政策”来取代“纯防御政策”，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正如美国查尔斯所说的那样，“由 于我们过高地估计了共产主义目标，到１９５５年我们在３６个国家共有军事基地约４５０处，并且我们在拉丁美洲以外同大约２０个国家订有政治和军事条约。正 是朝鲜战争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把美国变成一个世界范围的军事——政治大国”［①⑥］。同美国相比，苏联深感差距很远。为了尽快缩短和美国的差距，苏联在 加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同时，不惜一切代价加速热核武器研究。１９５３年８月，苏联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从此确立了它的核大国地位。到８０年代美苏两国的 军费开支已占全世界的６０％，常规军备占８０％，核武器占９７％。从而美苏之间基本形成了以战略核武器为核心的“恐怖均势”。“物极必反”。历史是无情 的，冷战的两个带头人终于都受到了历史的惩罚。其结局是苏联被解体，美国也遭到了严重的削弱“已经丧失了经济霸权”［①⑦］。
第四，朝鲜战争 加剧了朝鲜北南双方的对立。朝鲜战争由于美国的介入，不仅没有完成了实现国家和民族统一大业，反而给朝鲜民族的心理上和政治上却留下了长期难以治愈的伤 痕。战争后朝鲜南北之间的立场无任何变化，仍然把搞垮对方作为统一的手段。北方提出，为了夺取朝鲜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在共和国北半部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建 设的同时，还要在南朝鲜进一步发展革命斗争。南方的李承晚曾极力反对停战，他说，“停战对我们意味着死亡”，“我们不得不单独作战也在所不惜。”朝鲜停战 后，李承晚还继续叫嚣“北进统一”。１９６１年５月，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后，用“胜共统一”代替了昔日李承晚的“北进统一”的口号，他在加强军备的同 时，致力于发展经济，要在经济上压倒对方。
后来，北方曾多次向南方当局建议：把美军赶出南朝鲜，将把双方的军队分别裁减到１０万以下，缔结互 不使用武力的协议；实现北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待基本条件成熟后，建立统一的政府。但是，南方当局对这些合理建议置之不理，反而借口“南侵 威胁”而加紧扩军备战。在这种情况下，北方也不得不加强国防建设，提出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并举”的方针。从而，２５０多公里长的军事分界线两侧，集中 了双方对峙着的大约１５０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使朝鲜半岛处于紧张状态。
到了８０年代的中后期，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朝鲜北南双方间 的接触，对话和往来较为密切，但目前的种种迹象表明，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难度较大。其主要原因：一是核问题。近年来，朝鲜半岛核危机几起几落，１９９４年 １０月，美朝虽然就核问题达成框架协议，但具体实施上双方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它必将影响朝鲜半岛形势的发展。二是北南双方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 观念将不时阻碍着双方对话的顺利进行。三是朝鲜半岛问题不仅涉及到朝鲜北南双方的安全、稳定和发展，还牵动着东北亚地区各大国的自身利益和安全，朝美、朝 日关系至今尚未正常化。正因为如此，要从根上解决这一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
第五，朝鲜战争导致了中美之间２０余 年的敌对。朝鲜战争是历史上中美之间的第一次直接的军事对抗。但较量的结果，胜利的不是美国，而恰恰是又穷又落后的中国。从此，美国把中国视为“亚洲的头 号敌人”，是“比苏联威胁性更大的敌人”。从这一错误立场出发，在随后的２０余年中，美国在东北亚的主要敌人实际上不再是苏联，而是中国。
朝 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改变过去“美国不想在福摩萨（按指台湾省）取得特殊权利或优待以建立军事基地，也无任何使用其武装部队干涉现有局势的意图”［①⑧］的 既定方针，公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我国台湾海峡地区，同时把朝鲜战争的战火扩大到我国的东北边境，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为了保卫祖 国，派志愿军出国，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终于把朝鲜半岛上的战火平熄下来。战后，１９５４年１２月，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直接用武力 阻挠中国的领土统一，并企图把台湾变成美国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接着美国为了进一步打击中国，还同中国一些周边国家签订双边的政治——军事条 约：１９５４年９月，签订了针对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在军事上形成了对中国的包围圈。美国除了在军事上包围中国外，又在经济上加强对中国的封锁。在朝鲜 战争期间的１９５２年，在美国的策划下，设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对华出口管制委员会”，禁止对中国出口战略物资。这样，中美两国在商业上陷于全 面停顿。与此同时，美国不仅自己不准备面对现实承认中国，并多次阻挠其西方盟国不承认和不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句话来说，美国的这些措施都是为 了报复中国，使中国为干预朝鲜战争付出代价。杜勒斯等人更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要尽可能给共产党中国制造更多的麻烦”，“建立反对北京政权的外部压力，最 终使他崩溃。”［①⑨］但后来的实践却表明，美国长期敌视、遏制中国，并干涉中国内政，不但没有使新中国屈服，反而把自己拖的精疲力尽。早在１９５７年１ 月毛泽东就指出，美国孤立我们是没有道理的，“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建交，那么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帐越多，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个 美国人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②⑩］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到７０年初美国 政府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要求和我们改善关系。
总之，朝鲜战争是一场局部的、有限的战争。但它的意义和影响，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外，其他现代 战争都是无法比拟的。它是冷战形成过程中的第一场热战，反转过来又促进了战后冷战格局的发展，导致东北亚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当前，在新世纪来临之时，研究 朝鲜战争，对于我们深入探讨东北亚新格局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以及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

看看我军步兵手中的武器应该是56半和56式自动步枪，而可怜的印度士兵手中应该是英联邦制 式装备：斯登冲锋枪加挂刺刀，或李.恩菲尔德步枪，李.恩菲尔德虽然是把名枪，10发的供弹仓也比毛瑟步枪的5发高了一倍，但和半自动的56系列比起来， 恐怕只有一个射程能够拼一下了。

再看看轻机枪印军的标准装备应该是布伦轻机枪，这枪我们都熟，我们消灭日本鬼子就是用它，不 可否认是把好枪，可惜这个时代我军已经装备了56式班用机枪，不论火力和持久力都不是一个档次的在加上印度士兵普遍素质不高，以至于有些美军援助过来的先 进武器都无法使用，看看这里印军士兵连被俘脸上都透露出灿烂的微笑呢。

1962年中国边防部队交还印军武器装备清单

苏制米—4直升机1架（堪用）、英制水獭式运输机1架（严重损坏）

美制M—3A3坦克2辆（缺少零件）、汽车117台（50台完好、67台缺少零件）、英制 88mm加农炮3门（2门缺少零件、1门严重损坏）、英制88mm榴弹炮18门（14门缺少零件、4门严重损坏）、英制75mm山炮6门（2门缺少零件、 4门严重损坏）、英制106.7mm迫击炮7门（缺少零件）、英制81mm迫击炮54门（15门完好、36门缺少零件、3门严重损坏）、英制51mm迫击 炮75门（58门完好、17门缺少零件）

重机枪22挺（7挺完好、13挺缺少零件、2挺严重损坏）、美制7.62mm坦克机枪6挺 （缺少零件）、英制7.7mm轻机枪261挺（223挺完好、26挺缺少零件、12挺严重损坏）、英制7.7mm轻机枪预备枪管208支（全部完好）、加 拿大制9mm冲锋枪552支（488支完好、41支缺少零件、23支严重损坏）、美制7.62mm半自动步枪30支（全部完好）、英制7.7mm步枪 2，105支（1，750支完好、306支缺少零件、49支严重损坏）、手枪57支（40支完好、12支缺少零件、4支严重损坏）、信号枪79支（71支 完好、4支缺少零件、4支严重损坏）

美制90mm火箭筒37具（26具完好、8具缺少零件、3具严重损坏）、掷弹筒、枪榴弹发射器12具（11具完好、1具缺少零件）

炮弹22，400余发（全部完好）、、枪弹2，139，000余发（全部完好）、英制 7.7mm轻机枪弹匣2，181个（全部完好）、加拿大制9mm冲锋枪弹匣950个（全部完好）、90mm火箭筒弹137发（全部完好）、手榴弹 19，357枚（全部完好）、信号弹500发（全部完好）、地雷1，895枚（全部完好）

美制空压机4台（3台完好、1台缺少零件）、推土机7台（6台完好、1台缺少零件）、英制压路机1台（缺少零件）、发电机4部（1部缺少零件、3部严重损坏）、油机2部（全部完好）

电台6部（1部完好、5部严重损坏）、步话机10部（8部完好、2部严重损坏）、电话机7部 （1部完好、6部严重损坏）、电池10箱（全部完好）、望远镜30具（全部完好）、降落伞400顶（全部完好）、铁丝网280余捆（全部完好）、园锹、十 字镐350把（全部完好）、油桶757个（497个完好、260个破损）、电线5，600m（部分完好）、其他军用器材（包括钢盔、降落伞绳、观察、通 信、工兵器材等各一部）、军用大衣、毛毯1，973件（全部完好）、军服2，760余件（2，410余件完好、350余件破旧）、蚊帐、被子、床单等 720余件（全部完好）。

中国边防部队在整个自卫反击作战中，歼灭印军3个旅（第7旅，第62旅、炮兵第4旅），基本 歼灭印军3个旅（第112旅、第48旅、第65旅），另歼灭印军第5旅、第67旅、第114旅、第129旅各一部，击毙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 以下4，885人，俘印军第7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以下3，968人（其中校官26名、尉官29名）。缴获：飞机5架、坦克9辆、汽车437辆、 88mm加农炮13门、88mm榴弹炮36门、75mm山炮12门、106.7mm迫击炮27门、106mm无后座力炮6门、81mm迫击炮142门、 51mm迫击炮144门、轻重机枪631挺、长短枪5,772支、火箭筒112具、枪榴弹发射器（掷弹筒）32具、枪弹4，120，591发、炮弹 79，720发、手榴弹16，921枚、地雷14，848枚电台（报话机）520部，炮兵观测仪等其他器材735部（具）。

中国边防部队阵亡722人（其中军官82名、士兵640名），负伤1，697人（其中军官 173名、士兵1，524名）消耗：炮弹22，976发、枪弹701，342发、手榴弹7，080枚、爆破筒64节、炸药2，050k9，喷火油料 677L，损坏122mm榴弹炮1门、机枪18挺、长短枪81支、40mm火箭筒2具、电台（步话机）5部、汽车12台。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1950年代,苏联给予了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提供贷款是苏联援助中国的方式之一。

●沈志华

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的中期，苏联给予了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提供贷款是 苏联援助中国的方式之一，然而，苏联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贷款？其中有多少属于军事贷款，有多少属于经济贷款？这些贷款的具体情况如何？学术界至今没有一 致认可的说法。中苏双方政府从未公布过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全面情况，故而曾引起外间各种猜测和估算。1960年8月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报告说，从 1950年到1956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约13亿美元（52亿卢布）的贷款，其中4.3亿美元用于经济发展，其余部分主要用于购置军火。也有的美国专家估 计为22亿美元（合88亿卢布），其中4亿多美元用于军事援助，其余的用于工业化建设。而有些西方著作的说法则高达26.5亿至30亿美元（120亿卢 布）。作为历史研究的结论，中国方面和苏联方面的统计差别很大，就是中国国内不同著作中的说法也不尽相同。

本文拟利用中国和俄国两方面的档案文献和相关史料，对苏联1950年代援华的贷款数额、用途及其条件做一点考察。

一、关于贷款数额

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以下简称《外交史》）提供了有关苏联对华贷款的比较全面的材料。为了便于考察，现将该书提供的材料按时间顺序重新编排，制成下表：

《外交史》提供的这个数字，最早大概是周恩来说的。1960年7月14-16日在北戴河召开 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委托，作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长篇报告，讲到朝鲜战争及后来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数额，总计为 56.76亿卢布（其中军事贷款43亿卢布），加上利息5亿卢布，总共约62亿卢布，预计1965年可还清。1989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一书 说，苏联1950-1955年向中国贷款11笔，总计金额为56.6亿旧卢布，主要用于经济建设、抗美援朝和偿付苏联移交物资等方面。这与《外交史》提供 的材料大体相同。同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也说贷款共有11笔：“除1950年贷款3亿美元外，1951-1955年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 10项贷款协议，其中一笔为无息，9笔年息2%，偿还期2-10年”。但其统计的贷款总金额略少：12.74亿新卢布（折合人民币53.68亿元）。

现在看一下苏联方面提供的材料。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72）、著名经济学家М。И。斯 拉德科夫斯基在《苏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1974）》（以下简称《经贸史》）一书中使用的贷款数字是按照1961年1月1日苏联公布的新卢布牌价 计算的，为了便于对比，现折合成旧卢布（1个新卢布折合4.45个旧卢布），也列表于下：

两方材料比较，苏联方面提供的贷款金额比中国方面提供的数字多9.357亿卢布。如果除去新 旧卢布换算时出现的微小差额不计，主要差别出现在对1951年贷款数额的计算上，其他各项大体相同。这个差额与《杨尚昆日记》中所说几乎完全一致。《杨尚 昆日记》1960年10月16日记载：苏联方面提出中国共贷款66亿卢布，实际情况是贷款总额为56.76亿，不是66亿，苏联多算了9亿。抗美援朝贷款 为9.86亿，而算作了19亿。

现对比其他材料，逐项核查以上两表所列数字，可以看出，主要问题也出在1951年的贷款数额 上。1952年9月的橡胶贷款，签订协定时确定的金额为7000万卢布，但1953年5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扩大会议，基本上同意了周恩来提出的 暂停在云南种植橡胶和压缩在华南种植橡胶的计划的主张。可以推断，此项计划的提前结束，导致贷款中断，故实际使用只有3800万卢布，这与《经贸史》上的 数字也是一致的。1954年10月12日的特种贷款，协定签订的金额是5.2亿卢布，很可能是在实际使用中略微超出了一些（2600万）。其他项目均无问 题，关键是1951年的贷款，中苏双方的计算相差9亿多卢布。那么，这个差额是怎样出现的呢？

首先应该确定1951年2月1日贷款的数额。关于这一数额，《外交史》说是9.86亿卢布， 《经贸史》说1951年2月贷款为19.161亿，不过这是将折扣的9.297亿计算在内了，减去折扣，恰好也是9.86亿。但《经贸史》在另一处又称 1951年的贷款是19.269亿。这就使人想到，1951年的贷款可能不只是2月1日一笔。

1951年2月1日的军事贷款协定是由周恩来和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一译沙哈罗夫） 签订的，当时确定的数额为12.35亿卢布。1953年12月3日，周恩来关于《苏联政府五项贷款逐步偿还初步计算》给中共中央各领导人的信函中说，我国 政府将于1954年至1963年间偿还苏联五项贷款，金额总计为40.08亿卢布。这个数额基本上即前表所列1-5项的贷款数额之总和。其中橡胶贷款当时 已经确定缩减，而1951年2月1日贷款仍然是按协定数额12.35亿卢布计算的。1954年1月31日，周恩来致电在莫斯科的外贸部副部长李强，要求对 这笔贷款的使用情况进行清算。3月下旬，中苏双方草签了关于结束使用抗美援朝军事贷款的议定书。4月13日周恩来的批示中有这样一段话：2月1日贷款最后 核算只用了19亿多卢布，未使用2.4亿多卢布，苏方提议取消，因朝战已停，只好同意。因此，欠款按武器半价、铁路器材3/4计算，共为9.8亿多卢布。 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周恩来这段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话。

综合上述材料，可以做出如下判断：2月1日协定贷款数额12.35亿，实际使用9.86亿， 剩余2.4亿多由苏联收回。但苏联清算时确定贷款实际使用为19亿多，很可能是将1951年内的所有贷款计算在内了，而周恩来批示中所说“只用了19亿多 卢布”，则只是针对1951年2月1日贷款数额而言的，不过是把实际使用9.8亿多与折扣9亿多相加而已。

鉴于上述情况可以断定：既然中苏双方对1951年2月1日的贷款数额9.86亿卢布没有异议，那么问题就在于，除此之外1951年是否还有其他的贷款。

根据查阅《周恩来年谱》和近几年俄国解密档案的结果，1951年中国的确还向苏联提出了补充贷款的要求，而且苏联方面也确实提供了这些贷款。

证据一：1951年9月5日周恩来审改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电文说，今年2月1日中苏关于军事 贷款的协定所规定的贷款和4月10日来电所增加的军事贷款，至6月均已用完。鉴于“目前我国财政赤字甚大，战费极巨”，请苏联政府考虑按照2月1日军事贷 款协定的条件，再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并希望新的军事订货能于1951年底以前全部交付。12日斯大林复电说，同意按以前规定的条件给中国增加6亿卢 布的军事贷款，但追加的军事订货最早也要在6个月内交付。这就是说，除2月1日贷款外，4月10日还有一笔补充贷款，此外，毛泽东又要求新的军事贷款，而 且已得到斯大林同意。

证据二：1951年9月2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您1951年9月12日发来的电报已收到。感谢您满足我们提出的给我们提供6亿卢布军事补充贷款和向驻朝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这就是说，斯大林已经同意再提供一笔新的军事贷款。

证据三：1952年3月2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按我们计算，从1951年2月1日开 始，你们按提供军事贷款协定条件三次提供的军事贷款总额的剩余额是4亿多卢布。我们打算用这4亿多卢布购买我们的空军所必需的飞机、设备和弹药”。这就是 说，1951年总共有三笔同等条件的军事贷款，即2月1日根据周恩来与扎哈罗夫协定的贷款，4月10日和9月12日斯大林电报追加的贷款，而且这些贷款已 经在使用过程中。

至于1951年后两次补充贷款的数额，已知9月12日追加了6亿卢布，而4月10日补充的贷款，根据苏方提出1951年贷款总计19.269亿，减去2月1日的9.86亿，再减去9月12日的6亿，应为3.4亿卢布。

如此计算的结果，1950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贷款应为13笔，而不是11笔，总金额大约是66 亿旧卢布，而不是56.76亿。中方少算的两笔贷款，并非如斯拉德科夫斯基所说，是没有将苏联转让中苏合营公司股份的贷款计算在内，而是忽略了1951年 4月10日和9月12日两笔追加的军事贷款，其原因恐怕在于这两笔贷款没有签订协议，而只是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电报中商定的。

当然，如果计算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全部贷款，还要加上1961年的蔗糖贷款。1961年3月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苏联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转口古巴蔗糖，经商议中国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这笔贷款为3.296亿新卢布。

二、关于贷款用途

那么，在这些贷款中究竟有多少是经济贷款，有多少是军事贷款，在军事贷款中又有多少属于抗美援朝的贷款呢？由于统计方法不同，或核算缺项，各种材料提供的说法也是大相径庭。这里有必要加以详细计算和说明。

按照《外交史》提供的数字和分类计算，在贷款总额中，军事贷款占73%，经济贷款占23%， 此外，仅抗美援朝贷款就占贷款总额的60%.另有著作计算的结果是：军事贷款占76.1%，经济贷款占23.9%.显然，上述计算都是根据贷款协定的条文 确定贷款用途的，但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首先，《外交史》将1950年2月14日的12亿卢布贷款全部算作“经济建设贷款”，是不妥 当的。尽管贷款协定第二条规定，其用途是“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国人民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包括电力站、金属与机器制造工厂等设备，采煤、采 矿等矿坑设备，铁道及其他运输设备，钢轨及其他器材等”，但实际上这笔贷款究竟有多少用于经济建设，值得研究。

在这笔贷款的协定商谈完毕但尚未签署时，中国方面已经确定了第一年的贷款数额的用途。 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在给刘少奇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说：“本年内贷款只能支付6000万美元，已购之飞机（340架）、汽车、降落伞、钢轨 （43089吨）、高射炮、炮弹、汽油及空军各种器材共值4000万元美金。”这笔贷款以每年同等数目分五年支付，即一年2.4亿卢布（6000万美 元），而第一年贷款中的4000万美元，除钢轨外，大体上订购的都是军用物资。剩余的2000万美元，则决定给海空军订货使用。后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 兵需要苏联保证武器和装备的供应。为了得到这些军事装备，又不影响经济建设，毛泽东在1950年10月13日致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要求苏联政府以租借办 法保持2亿美元“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同日，毛泽东又告诉苏联大使罗申，中国政府目前无法为军事装备付现款，“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这些 装备”。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苏联方面决定将一部分军事装备列入1950年2月14日的贷款协定。斯大 林在1951年1月4日通知毛泽东，至1950年10月中旬（即中国出兵朝鲜）以前，苏联根据1950年2月14日贷款协定已向中国提供了总价值为1.4 亿卢布的军用物资。此外，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也向斯大林报告：经与中方商定，“在明确规定1950年实际供货数额后，按提供中国规定额度军事 贷款的决定，纳入1950年2月14日贷款协定和商品流通的供货价值，总数定为2.65亿卢布（1.4亿卢布属1950年贷款，1.25亿属商品流通）。 这些数目的说明书已于今年1月9日由外贸部告知扎哈罗夫同志和米库诺夫同志。”这就说明，在12亿卢布的经济贷款中，至少在1951年初已有1.4亿转为 军事贷款了。这笔贷款最终的使用情况，目前尚无文献证明，但据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回忆，原来中央军委曾计划将这3亿美元军事贷款的一半拨给海军使用。但由于 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出国作战急需空军支援，结果这笔贷款中的绝大部分都用于空军购置飞机了。1950年和1951年实际执行的结果，海军建设从原先确定 的这笔经费中只开支了约2000万美元。肖劲光使用的“军事贷款”这个用语表明，在军方领导人的心目中，这笔贷款原本就是为军事方面提供的。据以上材料估 计，1950年的贷款尽管未必完全算作军事贷款（军事贷款有折扣），但看来实际上主要用于购买军事物资了，而且似应算在抗美援朝贷款项下。

同时，《外交史》算在抗美援朝项下的五笔贷款也不大合理。1951年2月1日的军事贷款属于 抗美援朝贷款，这一项没有问题，而1953年的海军贷款，1954年的特种军事贷款，1955年的转售安东军用物资贷款，都发生在朝鲜战争即将结束或结束 以后，而且其条件也不如战争期间的半价支付，把这些都算作抗美援朝贷款未免牵强。至于1952年11月9日签订的60个步兵师装备的贷款，情况稍微复杂一 些。

实际上，这60个步兵师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在1951年就已经开始提供了，只不过当年提供的4 个师装备中，3个师的装备经协商转给了朝鲜人民军。中国本来希望在1952年内完成其余装备的交货，后因斯大林提出1951年只能交货10个师的装备，其 余将在两年内交齐，周恩来代毛泽东起草电报，指示正在莫斯科谈判的徐向前，“提前于明年交完的问题不要再提”。7月31日，中央军委下达自本年8月至 1954年10月60个师的换装计划。以后，交货日期再次推迟。1952年3月，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又要求，其余应提供的装备，交付期限为1952年16 个师、1953年20个师、1954年20个师。关于这批武器装备的贷款问题，毛泽东说，打算委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就其办理的具体程序进行谈判。后来协定签 订了，但用这笔贷款改装的部队，只有3个师在朝鲜停战前入朝作战，用这笔贷款购买的武器，也只有37高射炮炮弹及部分122榴弹炮炮弹用于朝鲜战场，其余 均未用于朝鲜战争。另外，这60个师装备的贷款条件也不是像1951年2月1日军事贷款那样按照援助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条件拟定的。这就涉及到了所谓抗美援 朝贷款的折扣问题。

关于1951年2月1日的贷款条件，苏方提出：“1950年10月19日后，即中国参战以后 和与此直接有关而交付的军用物资的价款，按已交付物资的半价，从贷款中支付。中国军队入朝以前，即1950年10月19日以前所提供的军用物资，以及 1950年10月19日以后提供的但非用于与中国赴朝参战直接有关目的的军用物资的价款，由1950年2月14日的贷款协议和按商品流通方式支付。”经中 苏双方反复协商，最后确定为：在1950年10月19日出兵抗美援朝前的军事订货以全价付款，抗美援朝以后的军事装备与弹药的订货以半价付款，铁路器材的 订货则以七五折付款。显然，这种特殊优惠条件的贷款是专门针对中国抗美援朝的情况而定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志愿军不顾艰难困苦出兵朝鲜作战，直接是援助了朝 鲜，间接则是帮助了苏联，是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战。顺便说一句，这个道理，斯大林心里最清楚不过。所以，苏联方面后来在讨论偿还贷款时总把这个 折扣问题挂在嘴边，实在是没有道理的。

至于60个步兵师装备的贷款，则没有按上述条件提供。由于中国急需现代武器改装部队，又只能 采取贷款的方式购买这些装备，而斯大林则表示苏联提供贷款有困难，所以周恩来提出，这60个师的装备贷款中国将全额支付。在1952年9月19日周恩来与 斯大林的会谈中，莫洛托夫又特意提到这一问题，请周恩来确认支付中国60个师装备的军事贷款，不属于苏联政府按1951年2月1日协定向中国提供的军事贷 款，即这60个步兵师的装备供货将用中苏特别协定的贷款全额支付。当周恩来表示肯定的态度后，斯大林立即说，在这种情况下要签一个特别协定。所以，这60 个步兵师的贷款，从条件上看，苏联似乎也没有把它计入抗美援朝的贷款。

归纳一下，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事贷款应为前表所列第1、2、4、5、8、10、11项及 1951年两笔补充贷款，总计62.88亿卢布，占50年代全部贷款的95%.其中抗美援朝贷款应为1950年贷款的基本数额和1951年贷款的数额，再 加上60个步兵师装备贷款的部分数额，总计大约是32亿旧卢布。这个数字与国家统计局1953年3月11日报告的1950-1953年由苏联进口的特殊订 货共计31.948亿卢布（结汇数字）基本吻合。因此，抗美援朝贷款在贷款总数中所占比例也不是《外交史》计算的60%以上，而是大约48%.至于经济贷 款，如果不算1961年的3.296新卢布蔗糖贷款（合14.6亿旧卢布），那么还不到3.3亿旧卢布。

根据上述分析和考察，再列表如下（鉴于苏方材料使用的是新卢布，且相应的具体数字与中方材料相差无几，故此表基本采用中方材料提供的数据）

1958年12月31日,洛阳轴承厂工人欢送苏联专家。作为经济援助的项目,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数额少得可怜。

●沈志华

三、苏联贷款主要为军事用途

从中苏结成同盟关系的角度看,抛开战争的因素,这个贷款数额,无论就借方的能力,还是贷方的需求来说,都不算多。

根据苏联公布的材料,截至1957年7月为止,苏联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贷款数目达到280 亿卢布。对于发展中国家,1954-1957年给印度贷款10亿多卢布,偿还期12年。1954-1956年给阿富汗贷款4.13亿卢布,偿还期30年。 1956-1957年给印度尼西亚贷款4.264亿卢布,偿还期6-12年。1959年又增加对印度贷款共25亿卢布。此外,1953年苏联向朝鲜提供无 偿经济援助10亿卢布,以后增加的贷款7.6亿卢布也经1960年10月签订协议免于偿还；1955年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4亿卢布。

与此相比,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总额为数应不算少,约占给社会主义国家贷款总额的2/5,但这主要是因为战争的原故,作为经济援助的项目,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数额却少得可怜,即不足给印度贷款的1/10。

这里的问题并不完全是苏联不愿提供贷款,在很大程度上同中国领导人对贷款这种经济运作方式的认识有关。除了战争期间对武器弹药的紧迫需求外,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人似乎并不愿意对外借债。

第一笔向苏联提出的3亿美元贷款,数额并不大。据查,仅1948年2月苏联向波兰提供工业设 备一项,即贷款4.5亿美元。但当时并非苏联不愿给予,而是中国没有提出要求。毛泽东为此对国内的解释是,“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 借不如少借为有利”。不过,此时中国不愿过多借债,到急需贷款时,苏联又未能如愿以偿地给予援助。

情况的变化发生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为了解决战场的燃眉之急,中国不得不一再向苏联提出贷款 的要求。如前所述,1950年10月出兵前,毛泽东要求苏联在经济贷款之外,另行提供军事贷款；中国出兵以后,特别是1951年初,毛泽东又屡次要求斯大 林增加军事贷款。对中国的这两次要求,苏联方面立即给予了满意的答复,但关于60个步兵师装备和海军设备供应的谈判,则进展得十分缓慢。为此,中国方面显 得非常急迫,而苏联方面似乎也确有为难之处。

1951年6月,高岗和彭德怀受命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谈朝鲜停战问题,会谈时提出了中国军队 更换装备的事情,当时斯大林表示,“关于供应60个师的武器。我们方面没有反对意见”。然而,在莫斯科进行预备谈判的总参谋长徐向前报告,按苏联总参谋部 的安排,在这60个师的装备中,当年只能供给16个师的装备(其中含3个朝鲜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将在1952-1953年提供。在6月21日 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我军在朝鲜参战8个月的经历,清楚地表明了我军与敌军在装备上的较大差距,迫切需要改善我军装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派高岗同志去请您供应60个师装备的原因,对此您是答应过的。这是我们在朝鲜参战部队今年起码的要求”。因此,毛泽东提出,苏联的安排“与朝鲜战场的需要 和时间是相抵触的”。毛泽东的要求是在1951年下半年,即“在6个月内提供所有的一切”。

6月23日,徐向前会见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提出了与毛泽东电报中的同样要求,并提交了经 过修订补充的60个师装备的最后订单。第二天,斯大林答复毛泽东说,“关于装备60个师,我应当直言不讳地对您说,要在一年内完成这些订货实际上是不可能 的,一般地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认为,在今年内提供10个师以上的武器装备已经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了。只有在1951、1952、 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内,也就是3年内有可能完成60个师的订货,但这仍有很大困难。这就是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的最后意见。我曾经千方百计想 缩短这个期限,那怕缩短半年也好,但遗憾的是,经过检查,结果没有可能。”6月30日毛泽东无可奈何地回复,关于提供60个师装备的期限,“我们应该只依 据苏联的生产和运输能力来办,即在3年内完成60个师装备供应,而在1951年完成10个师的供应”。此后,苏联又提出1951年只能完成4个师装备的供 货,其余6个师的装备推迟到1952年上半年。毛泽东也表示同意,并提出,因此“全部60个师所需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发货的结束时间也推迟半年,即于 1954年底发货完毕”。发货的时间和数量基本确定下来以后,中方提出了供货方式的问题。毛泽东在10月4日的电报中提醒斯大林,“今年6月高岗同志在莫 斯科就60个师所需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交货问题进行谈判时,曾达成一致意见,确定上述武器和军用物资的总价值将由中国政府用军事贷款于8年内分期偿付”。所 谓“军事贷款”,就意味着按照2月1日贷款协定,即以半价偿付的条件执行。

直到次年4月,斯大林才表示同意就“支付60个师和海军所需武器和物资价款条件问题”进行谈 判,但提出的建议是“根据提供航空物资的支付条件”。没有看到谈判过程的历史文献,但其结果如前所述,这60个师的装备贷款没有按照2月1日军事贷款的条 件按半价执行,而是需要按全价付款。

与此同时,对于中国提出的海军装备贷款总额,苏联则表示难以接受。关于海军装备的贷款,毛泽 东在1952年3月28日提出的数额是18亿卢布,要求“订货必须在1955年底以前全部到位”,并拟派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参谋长罗舜初和两名中国海军工 程和造船专家到莫斯科与苏联海军部进行谈判。苏联同意来人进行谈判,但谈判实际进展极不顺利。到是年9月,周恩来只得亲自向斯大林提出要求。

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安排,周恩来告诉斯大林,中国想要得到40亿卢布的贷款, 大体安排是60个师的装备9.85亿卢布；海军供货21.26亿卢布；采购橡胶1亿卢布；工业设备8亿卢布。另外18亿的飞机货款,中国打算用现金支付。 斯大林同意提供贷款,但明确表示不能接受40亿这个数字。斯大林强调,问题不在贷款多少,而是苏联不可能生产出这么多的设备,至于究竟能够提供多少贷款, 需要计算,时间为两个月。苏联方面是如何计算的,不得而知,但众所周知的是,两个月内只确定了橡胶和60个师装备的贷款(合计11亿多卢布),海军贷款经 过9个月的“计算”,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才确定下来,实际数额是6.1亿卢布,而工业贷款则没有再提起。

四、中国对贷款附加条件的反应

也许是苏联方面确有实际困难,也许是斯大林不愿提供大量的经济贷款,不过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没有强求增加经济贷款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在1950年2月的贷款谈判中提出的贷款条件令人感到不满。

最初,苏联方面并没有谈到贷款的附加条件问题。例如,在1月22日莫洛托夫等人提交的和联共 (布)中央批准的有关中苏条约的12个文件中,均没有关于贷款附加条件的内容。斯大林在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正式会谈时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此时,毛泽东 对苏联给予年息1%的优惠条件是非常满意的。但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当1月26日斯大林收到中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草案后,对其中要求苏联 立即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权利的条款感到非常意外和不满。尽管后来苏方经过反复考虑,还是大体上满足了中方的要求,但随之便提出了一系列补充协定, 其中就包括贷款协定的议定书。

经过一轮谈判后,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苏联要求“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 提供给苏联政府”,期限为14年,前4年以易货方式提供,从1955年开始作为偿还贷款的供货。苏方要求的数量令周恩来颇感为难:“钨第一个两年每年 8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9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锑第一个两年每年6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7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 吨；锡第一个两年每年7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8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铅第一个两年每年5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6000吨,最后 10年每年8000吨”。上述战略物资中国确有一定储藏量,但开采和生产极为落后。解放前钨砂最高年产11458.3吨,而1949年仅2766.58 吨,1936-1948年平均年出口约7386.6吨；锑矿年产分别为22401吨和1204.77吨,1937-1947年平均年出口约4512.7 吨；锡年产分别为11710吨和3500吨,1939-1948年平均年出口3787.1吨；铅最高年产约10000吨,自给略有剩余。所以,苏联提出的 条件显然是中国力所不及的。

据此,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免除铅、减少锡和锑的供货。经过反复谈判,苏方最后接受了中国的请 求,不过,苏联提出的这个附加条件使毛泽东感到莫斯科处事多少有些盛气凌人的味道。针对这种情况,中方在起草关于贷款的议定书时,特意首先提到:“鉴于苏 联缺乏战略原料(钨、锑、铅、锡)的困难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帮助苏联政府,同意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 府”。

当这个文件发回北京让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刘少奇给毛泽东去电汇报说,政治局会议认为贷款 议定书前言中帮助苏联政府数句似可删去。但毛泽东坚持这种说法,他在复电中称:“借款议定书前言数句,意即为中国对苏联之报酬,不宜删去。”显然,因为这 种条件表明中国得到苏联贷款并非是单方面的求援,而同时也为苏联提供了帮助。

在经济贷款中,还有一项更能说明上述问题,这就是橡胶贷款。橡胶是苏联本身无法生产而在冷战 的环境中又很难从其他国家进口的战略物资,因而希望通过中国的途径搞到。早在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时,斯大林就询问中国南方是否能够种植橡胶。1950年 11月斯大林要求中国为苏联代购橡胶5000吨,周恩来为此致信毛泽东等人,告知莫斯科来电内容,并建议不管中国如何困难,都应转卖苏联5000吨。后经 毛泽东同意,并与陈云商定:多给苏联3000吨,共8000吨橡胶,并可代订5万-7万吨。但随后美国开始实行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政策,中国要进口橡胶也非 常困难了。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在1951年上半年利用在天津和广州的两家英国公司进口了4800吨橡胶。

斯大林对中国能够向苏联提供橡胶表示满意,但又感数量不足,希望中国大量种植橡胶,以保证这 种战略物资的供应。20世纪初中国从马来亚半岛引进橡胶树,但只有海南岛地区适宜种植。解放初期,种植面积29332亩,年产橡胶约7500担,尚不能满 足国内的需求。1952年3月,斯大林提出以创办中苏股份公司的形式在中国开发橡胶生产。斯大林没有想到,股份公司的方式更为中国领导人所反感。毛泽东同 意在中国南方种植橡胶,但认为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在中国目前政治情况下不太合适”,建议由苏联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而中国以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并答应 按低于世界市场的优惠价格向苏联提供年产橡胶量的50%以上。

1952年9月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时双方签订了橡胶贷款协定。斯大林在会谈中直率地说:“我 们想从你方每年得到1.5万-2万吨橡胶。你们说有困难,好像不同意。问题是我们需要橡胶,因为制造汽车和卡车需要大量橡胶,而这些车都是供给你们的。” 周恩来回答,中国将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如数供应,但考虑到“敌人的封锁和其他反华措施”,担心无法完成义务而被视为违反协定。斯大林对此表示理解,但又不客 气地指出,中方应千方百计地按规定数量完成供货,至于协定的写法可以缓和些。如果中国不能按商定的数量提供橡胶,苏联只好减少中国的卡车订货。同时,对于 周恩来提出的1亿卢布的贷款数额,斯大林也表示有困难。9月15日双方签订了关于在中国种植橡胶的技术合作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向中国贷款7000万卢 布,在出产橡胶之前,中国每年需从第三国为苏联尽可能购得1.5万-2万吨橡胶,不足部分以钨、钼、锡、铝、锑等原料顶替；出产橡胶后,每年产量的70% 提供给苏联,1963年以前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以后则按低于国际市场8%的价格售与苏联。

显然,签订这个橡胶贷款协定使中国成为了苏联的橡胶生产基地,这是中方所不情愿的,所以斯大 林去世和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如前所述,中国就提出终止这一协定。作为替代,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协定规定,在1954年至1959年间, 中方向苏方提供钨砂16万吨、铜11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等战略物资,作为对苏联援建项目补偿的一部分。

到1964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1965年10月以前又还清了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中国还清了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同年12月3日,外交部长陈毅接见日本记者时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

中国人民当时的骄傲和喜悦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同时也表明,对于如何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利用外资,“借鸡下蛋”的道理,中国领导人当时尚未参悟。至于传闻中所说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笔者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

美国伊利诺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中国现代问题专家易劳逸先生在1984年给出了他的研究成 果：《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曾经引进翻译，当时定下的名字是《流产的革命—— 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2009年的新版采取了直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再次翻译出版。

易劳逸先生在《毁灭的种子》一书中说，他采取了“地质学家研究地球形成的方法”来分析国民党 政权崩溃的原因。这一说法让人觉得困惑，因为在这本书里抽取了各种典型历史事例分析，但是并没有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用一种统摄其上的说法予以贯穿和解释。只 能靠读者在阅读中仔细体会，自行领悟易先生心中的那个“地球”是如何形成的。

全书第一章是《地方和中央：云南对重庆》。讲述了云南军阀卢汉、龙云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对抗 与合作，用云南这个典型揭开了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中国的基本构架：当时中国的地方和中央是割裂甚至对抗的关系，并没有实质性的统一。而蒋介石的统治基础 完全系于他的武力——精锐的中央军。他的全部努力都在维持他的部队实力，最后也因为军事失败而宣告政权倒台，这就是毁灭的第一颗种子。

二、三两章专门谈抗日战中和战后的农民和赋税问题。当时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国民政府 的低能和低效浪费了大量劳力和赋税，最后把农民逼向消极抵抗，并且拒不承认中央政府的地步。在这背后是蒋介石的两难选择：在饿死军队和饿死农民之间，选择 谁？通过第一章的讨论，答案不言自明，他只能选择牺牲农民，因为他的军队就是他的权柄。因此，他不可能采取土地改革，如同后来撤退到台湾后做的那样，给予 农民以喘息生息的机会。

四、五两章探讨了拯救这个政权的另外一种可能：党内改革。蒋介石也清醒地认识到他的独裁政权 腐败横生，效率低下，因此做过改革的尝试。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和革新运动。三青团的建立，是想通过培育党内年轻廉洁的新生力量，以促成 整个国民党的变革。但是，不久他就发现这一做法徒然产生分裂和内耗，而且那些年轻人一旦权力在手，也迅速变得和他们的前辈别无二致。而针对国民党本身的革 新运动最终也无疾而终，易劳逸总结说，无论是哪一个运动，它们和它们攻击的对象本身都具有相同的基因，国民党的问题是体制性的，因而发动者可以清晰地认识 到问题的关键，但是最终却依旧难逃利用政治运动换取权力和地位的老路，也就永远无法成功。

第六、七章的主题是军队，对比了对日战争和国内战争中的国民党军队。国民政府看似强大的军队 其实战力很低，士兵得不到必要的给养和训练，又是强征入伍，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因而最后迅速被击溃。最后的一击来自金融改革，金圆券变为废纸，把原本忠于 国民政府的国统区普通市民乃至大商人变成了反对者，当他们对国民政府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国民党治下的中国也就走到了末路。

易劳逸全景式地分析了国民党政府的各种痼疾和可能的解决尝试。但是，最终的结果都是此路不通。国民党从内部已经完全腐朽，丧失了对中国的有效治理，因此覆亡就是它最终的命运。